这段经文讲到，一个国家没有贤良的大臣，没有优秀的人才，“俊士”，因为你国家有很多好的政策，都要这些优秀的、尽忠的人才去落实这些政策才行。假如没有“贤佐俊士”，“而能以成功立名、安危继绝”，能够成就功业、树立名声，树立名声就是让老百姓完全的信任政府，这都不容易。“安危继绝”，他能平定危乱，且延续已灭绝的这些国家。这么重大的功业，没有“贤佐俊士”是不可能的，“未尝有也”。

　　所以我们看唐朝之前乱了那么久，魏晋南北朝、隋朝，乱了那么久，可是太宗一用贤臣，几年之内就达到贞观之治。确确实实用贤才是关键。我们回想到在“务本”当中的第一句，“凡为天下国家者，有九经焉”，其中第一个是“修身也”，不修身留不住贤德之人，不修身感召不了贤德之人，所以修身是第一。第二就是尊贤。
　

　　在《孔子家语》“贤君第十三”当中，子路有问孔子一段话，问到，“贤君治国，所先者何？”一个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应该把什么事情摆在最首要的位置？这个问得好。孔子接着说，“在于尊贤而贱不肖”，尊重贤德的人，他才为国效力。结果子路接着讲，说我听说，“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，其亡何也？”晋国的中行氏他很尊贤而贱不肖，可是他为什么灭亡呢？其实这个问，很好，有疑就问，因为很多事情、很多道理，有时候不是光表面去看，必须更深入，才能够了解个中的关键所在。您看中行氏，大家都说他尊贤贱不肖，他还是亡国了。

　　结果，“孔子曰：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，贱不肖而不能去”。这里孔子点出来，他虽然表面上是尊重德才兼备的人，但是他不能重用他。其实他为什么不重用？他还是只是好一个尊贤的名而已，他没有打从心里尊重贤德之人，甚至没有真正把国家、老百姓的幸福放在心上。假如有的话，他希望老百姓早一点得到好日子，那当然要用贤去照顾人民。所以这个好虚名确实会误了大事的。他鄙弃无德之人，但是却“贱不肖而不能去”，就是虽然鄙视不才之人，但并没有让他解除职务，他还是握有权利，那他谋私利的话，人民就遭殃了。
　

　　那他这个态度就会延伸出更不好的发展，为什么？“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”，贤德之人最后终于搞明白了，他是好一个尊贤的美名，根本就不尊重人，那就有怨，不能接受他了，“怨之”。“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雠之”，这些没有德的人也知道国君轻贱他，那轻贱他的话，他也会对国君有所不满，甚至无德之人，他会起这种仇恨的心。那变成埋怨他的跟仇恨他的，国内愈来愈多，那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安定呢？所以一个不妥的态度，最后必然招来国家的危难，尤其是上位者，因为他整个国家的风气就会偏掉。而且“怨雠并存于国，邻敌构兵于郊”，这样的国家，其它的邻国就会起不好的念头，因为你国家可能就要乱了，他们就发动军队来侵略。那这样中行氏想要不亡，哪有可能？
　

　　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，要真正尊贤，不可以是一个表面。当时孔子到了卫国去，卫灵公，人家都说他尊贤，也是虚的。后来跟孔子同行，居然是跟他太太坐一起，让孔子坐在后面，根本就不是打从内心尊圣贤的，那最后他当然就留不住孔子。
　

　　而在齐国，齐桓公也希望贤德的人来给他劝谏。一开始大家在观望，不知道这个国君是不是搞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表达一个态度，自己团体的人没什么反应，不能怪团体的人，你得要先反思：“我们之前做了什么，已经让人家心里有余悸了，到底这次宣布这个政策是搞真的还是搞假的？”所以在带领团队当中，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，这真的是很有道理的。当时桓公表达接受众臣的劝谏，可是没有人来，结果有一个人来了，他教给齐桓公什么呢？九九乘法。九九之数，这个大家都会吧？二一二、二二四、二三六……大家都背过。结果桓公就讲，“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你怎么告诉我呢？”结果这个人就说了，“国君，连我教这种九九之数你都能接受了，那传出去以后，谁都愿意来给你建言了。”桓公一想也有道理。这个人也不简单，他可以站在国君现在的处境，提醒国君带动一个风气。结果果不其然，桓公赏赐他了，这个劝谏的风气就带动起来了。所以有时候国君有好的态度，也要有一些关键点，还得这些很敏锐的人来做一些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