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仲弓为季氏宰。问政。子曰。先有司。赦小过。举贤才。曰。焉知贤才而举之。曰。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。人其舍诸。】

 

 

 

这一章是『仲弓』，也是孔子的一位弟子，他是德行非常好的弟子，他曾经做过『季氏』的邑宰。季氏是鲁国三家最强大的一家大夫，他聘请仲弓去做邑宰，就是做宰官，所以仲弓就向夫子请问为政之道，这个也是为政的。结果孔子就答覆他，『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』，三桩事情，你这三桩事情办好了，你政治就一定办得好。其实不光是治理国家，治理一个企业、领导一个团体，甚至你在一个家里面做家长治家，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要把这三桩事情办好，才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 

 

 

有司，是指邑宰之下的官员，他们是各司其事，各有各的分工，这叫有司。「先有司」，就是首先要办的事情，先在分配工作上要做好，谁该干什麽，每个人干什麽职务，每个人的职务都要清楚，分工要明确，办事要有序，这叫先有司。构架搭起来了，自自然然做事情就有条不紊。第二个「赦小过」，这个小过有两个说法。一个是先儒讲有司的小过，就是你下面部门的这些负责人，他们万一犯了小过错，你要赦免他们，就是不要常常追究不放，要宽容。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」只要不是有心犯的过失，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，都可以宽容、赦免，让大家觉得这个环境很宽松，不会觉得那麽大的压力，这样他能够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、工作的积极性。如果犯一点小过失，马上揪住不放，批评指责，甚至扣奖金，加以处罚，这样大家觉得非常紧张，生怕把事情做不好，压力很重。这样积极性往往被打击掉，他不敢做事情，因为做多了就错多，那不如不做。所以做领导要懂得宽恕。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是，人民有小过，不是讲这些有司（官员），是人民，他们有小过失，也可以饶恕。实在讲，一个仁慈的领导，譬如说他管理这个县，他做县长，他发现人民百姓犯罪，他会怎麽想？不是人民百姓的错，是我这个做领导人的错，我没有把他们教好，我没有把他们带好。像商汤，这是圣王，他看见自己的百姓犯了罪，他没有去指责百姓，反而指责自己。连天好久不下雨，干旱，他都是自己在那里罪己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我批评，百姓没有罪，自己有罪。他说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百姓都有罪的话，那个罪都是我的罪，所以上天要处罚就处罚我一个人，不要连累我们的百姓。你看当他这样一发心，罪己，立刻天降甘霖，感应不可思议，这才是仁君。仁君眼中看不到人民会有过失，他只看到自己有过失，他只改自己，所以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。这是赦小过。

 

 

 

第三个是「举贤才」。贤才是有才能的人、有德行的人，对于这种人我们要特别重用他，请他出来办政治，能够将政治办得好，百姓得福。自己不论是多麽贤能，假如手下没有贤才帮助你，那你也是枉然，你累死为止，还不一定把事情能办得很好。所以要办政治，一定要有一个好团队。团队怎麽来的？《大学》里面讲，「有德此有人」，你自己有德行，自然就能招感有德行的人来到你的身边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是什麽样的人，就会有什麽样的人跟你感召在一起。所以做领导的不要抱怨，「我怎麽就没有贤才？」谁让你没感召？你真正是一个贤人，你有德行，你就能感召贤才。所以君子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自己反省自己，检点改过，自己提升了，自然你的境界就跟着转了。所谓举贤才，首先你自己要做贤人，然后自然有贤才来投靠你。

 

 

 

所以仲弓下面又问，『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』这很多人有疑问，特别做领导的，我想得到贤才，我不是不想，那我怎麽能知道谁是贤才？「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」我怎麽能够知道他是贤才，我来举用他？孔子这里说得好，『举尔所知』，这意思是说，就举那个你所知道的贤才，你知道他是贤才，你就举用他就行了。『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』你如果不知道那人是不是贤才，当然你就不认识他，你也就不能举用他。可是你自己真的是贤人，你能礼贤下士，你能贤贤易色，自然有人给你推荐。所以「人其舍诸」，人是别人，别人难道会舍掉他吗？这个诸，是之于的意思，或者之乎，人其舍之乎？这是反问，别人哪里会舍掉他？别人会向你推荐的。所以为政者，最重要考虑自己的德行如何，自己是不是真的贤贤易色，不能够是冒名的。

 

 

 

你看卫国卫灵公，他就冒名。他想取得一个好名声，自己重视贤才，所以他迎请孔子到卫国，孔子就来了。结果卫灵公不是真的贤贤易色，他是好色轻德。他宠爱自己的夫人南子，南子比他小三十多岁，美貌、妖冶，卫灵公迷上她了，对她是言听计从，所以南子甚至干预国家大政、政要，所有的文武百官，只要没有经过她认可，那就甭想在卫国立足。孔子来了，结果有一天，卫灵公跟南子邀孔子一起，三个人出游，卫灵公就选择跟南子同一部车，让孔子在后面坐车跟着。这种行为就表示重视美色，不重视贤才。结果过街走巷的，很难堪，国人看到了，知道这卫灵公是假的，不是真正礼贤下士，所以夫子就离开了卫国。离开的时候就说了一句，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」，我从来没见到人喜好道德如同喜好美色一样，喜好美色的人有，喜好道德的人没有。这是什麽？有贤才来了都不能举用。为什麽？自己不是贤人。所以后来卫国政变，卫灵公自己有责任，他政治没办好。没办好就是这三条中肯定犯了一条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教我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你想把国治好，你想让天下和谐，你首先自己要做到修身，而后齐家。你身没修好，你自己没有德行，你想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那是妄谈。所以这段话，结归在举贤才上。

 

 

 

蕅益大师有一句点评，「仲弓独问举贤才，可谓知急先务」。仲弓是有德行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在这里问，实际上也等于问给大众听。夫子讲为政三方面，「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」，仲弓单单提出最后一条举贤才再问，而且问得非常到位，如何才能够举贤才？这可谓知急先务，他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这是首要、最重要的事情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，他知道这个是先务。确实，国家没有贤才，肯定就不能够得安定、得繁荣。大至国家、小至一个县市都是这样。能举贤才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做贤人，这个问的深义在此地。所以《大学》讲的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」，什麽是先？修身为先，修身为本，这是知道本末、先后、终始。所以我们希望国家有贤才，首先自己发心做贤才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要教育，贤才是教育出来的，没有说天生就是贤才。天生人人性本善，你要说贤才，人人本来都是贤才，都有本善本觉。可是后天要是污染，这些本善就被蒙蔽了。所以《三字经》上讲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」，要是不教育他们，那他习性就变坏了，本性就被蒙蔽了，这叫性乃迁，习性做了主，本性不再作用了。因此当务之急，国家来讲，就是办好教育。教育当中，以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为最重要。

 

 

 

这一篇，「子路」这篇里面多次谈到这个问题。后面第九章，孔子到卫国，冉有给他驾车，就谈到这个问题。你看冉有问，如果一个国家，因为夫子看到卫国「庶矣哉」，国家人口众多，冉有问，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」，人口多了怎麽办？「曰：富之」，让他们富裕起来，过上好日子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又问，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富起来又怎麽办？「曰：教之」，要教育他们。

 

 

 

所以国家的发展我们看到了，第一个人口增长。你看我们这个国家，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，人口大幅增长，从建国的时候四万万同胞，到现在十三亿、十四亿人口，这众多，成为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。怎麽办？富之。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，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到现在，改革开放以来也都三十年了，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麽？教之，要办教育，要复兴传统文化，要不然就没有贤才了。一个国家要富裕了，大家都没有得到教育，那就是孟子说的，如果人民「饱食、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」。人都有这麽一个规律，吃饱喝足，穿得好，生活得好，很安逸，那就会怎麽样？他没有教育的话，就像禽兽一样欲望增长，为所欲为，人跟禽兽就没有差别，这社会就动乱了。所以现在的先务是什麽？就是教育。尤其重视道德，贤才必须要有道德，其次才是讲到才华。如果是没有道德，有才华，这种人更危险，他可以毁灭社会。像美国二ＯＯ一年金融丑闻，Enron公司那些高管都是有才华的。他没有才华不可能做内幕交易，不可能报假帐欺骗股民，还让股民上当上那麽久。他有才华、没有德，最后怎麽样？这公司就垮台了。公司垮台，几十亿美金付之东流，上万名美国人失去了他的保险金、退休金，整个金融市场遭到震撼。最近两年前的金融风暴，这都是有才华的人干出来的。那是贤才吗？不是贤才，那是危险品。为什麽？他没有人品就是危险品。所以愈是富裕起来的时候，愈要教育，这是为政之道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章：【子路曰。卫君待子而为政。子将奚先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。野哉。由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。盖阙如也。名不正。则言不顺。言不顺。则事不成。事不成。则礼乐不兴。礼乐不兴。则刑罚不中。刑罚不中。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。无所苟而已矣。】

 

 

 

这章也是子路请教夫子，也是请教为政之道。『子路曰：卫君待子而为政』。卫君就是卫国的国君，卫灵公的孙子，当时卫灵公的孙子叫出公辄，他名字叫辄，当时做国君。刚才讲到卫灵公是一个好色轻德之人，果不其然，他的国家最后就发生了动乱。卫灵公的儿子蒯聩是南子所生，当时蒯聩想要刺杀他的母亲南子。这真是因果报应，南子是一个淫乱的妇人，所以遭这样的下场。蒯聩当时是太子，结果想刺杀南子不成，于是就逃到宋国，后来就逃到晋国，投靠晋国的大夫赵鞅。南子当时就很想立公子郢做太子，卫灵公也有这个意思，公子郢人品不错。可是公子郢他却推辞，不要做国君，他风格很高。后来灵公没多久就去世，南子再次要求公子郢继位，但是公子郢坚决推辞掉。没有办法，南子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辄做国君。蒯聩刺杀南子，她没办法，南子找不到人了，只好找他的儿子立为国君。不久之后晋国的赵鞅，刚才讲到蒯聩投靠他，赵鞅就帮助蒯聩，其实可能是挟持蒯聩，蒯聩可能自己都没有实权，赵鞅就拿他做傀儡，然后藉这个机会让蒯聩回卫国，想立他为君。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讲的父子争国。后来蒯聩回到了卫国，与一个大夫叫浑良夫，挟持了另外一个大夫孔悝（孔悝是孔圉的儿子，孔圉是孔文子，夫子在《论语》中讚叹过他），结果他们三个人一起结成联盟，于是就进行政变。后来蒯聩就做了卫国的国君，就是卫庄公，他的儿子只好出逃，父亲回来当国王，儿子就得逃跑。当时这个国家的政变轰动很大，子路当时也在卫国做大夫，当时就是死在这一场政变当中，子路也死得很冤枉。结果蒯聩他也好景不长，后来晋国的军队又攻打卫国，结果他就被杀掉了。

 

 

 

所以子路在这里问「卫君待子而为政」，这意思说，如果卫国的国君，当时就是辄，我们称他出公辄，就是因为辄后来被他父亲赶出去，所以叫出公辄。如果辄待夫子，子就是指孔子，他希望夫子来辅助他治国，『子将奚先』，不知道夫子将以何事为先？办政治总有一个先后，应该做什麽事先？子路在这里问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，子路问这个话。孔子就回答说，『必也正名乎』。孔子讲的这个话出乎子路的意料之外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。正什麽名？在古时候的这些大儒，大部分都主张说，正名是指正蒯聩和出公辄这两父子之间的名分。当然也有说其他的，像马融他注解说「正百事之名」，什麽事都要正名，笼统的指。一般像《史记》，还有宋朝的大儒，他们都认为是正父子之名。如果说正名的话，那是不是父亲回来做国君，儿子就得让位？这是正名。如果按照道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因为蒯聩本来是做太子，又由于朝廷政变他被迫出逃，现在他回来，应该让他做国君，你这儿子怎麽能够霸着君位？但是那个时候，儿子辄已经继位很久了，何况当时卫灵公在世的时候已经不承认蒯聩是太子。因为太子要杀南子，卫灵公当然很愤怒，所以已经等于废了蒯聩。所以这个名该怎麽正法，到底孔子是什麽意思？过去这些先儒所谓众说不一，那我们先搁置，等一下看蕅益大师的注解，我们就能明瞭该怎麽正名。

 

 

 

子路听到孔子说要正名，他大不以为然。因为他想到，如果是辄（卫君）要请夫子辅助他，孔子说要正名，就等于是让这个人不要坐君位了，你把皇位让给你父亲，这样也不叫辅助，孔子岂能够这样做？这样做好像太对不起人了，人家请你来帮助他的，你让人家让位。这个名该怎麽正法，子路没想明白。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一句话，『有是哉』，就是等于说哪有这个道理？接着下面他说，『子之迂也，奚其正』。子就是指孔子，对老师都称子，就是尊称。他说老师您的话有点太迂腐了。为什麽？卫君现在已在位很久了，就让他一直做下去就好了，「奚其正」，何必还要正名？子路是这个观点，就是何必还要让他父亲再回来重做国君？所以子路是反对蒯聩回来继承君位的。后来，当真的蒯聩回来发动政变推翻自己儿子的时候，当时子路还护驾，结果就死在乱军之中，而且被剁成肉酱。孔子为此非常的伤心，这是死在父子争国当中，真的是很冤枉。所以夫子在这听到子路这样说话，就纠正子路，说『野哉，由也』。这个野就是粗鄙、很俗，这个意思粗俗，这是批评子路。由是仲由，是子路的名字，说你怎麽这麽鄙俗。当然也有不能通达事理这个意思，对这些事情不明白。子路就是真有点有勇少谋，夫子在这就教导他。『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』，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，应该盖阙，就是不说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你不明白就不要随便发表意见，否则你发表的都是谬论。盖阙就是不要说，话说多，不如少。

 

 

 

下面孔子为他解释，为什麽必须正名的道理。『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』，如果名跟事实不相符合，这个言语就有错误，就不能顺理成章，所言的不顺理，所以名要正言才顺。『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』，讲都讲不顺，当然事情就做不了，不能成功。『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』，做事情不能成功，办政治办不好，那你推行礼乐教化这样的事情更加不能成功，礼乐不兴了。要知道孔子崇尚礼乐之治，用礼乐治国，以礼治身，以乐养心。礼就是行为规范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，法律规章制度这都是礼的部分。乐是指艺术，艺术本身也是教育。如果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这礼乐教化之事也就更不谈了。底下又说，『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』，礼乐兴不起来，整个国家也就杂乱无章，人民是无所适从，刑罚也就用之不当。『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』，这个措是举措，就是刑罚要是用之不当，人民就感觉到好像手脚都不知在哪放了，也就是说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就是天下大乱了。所以你看看正名该多重要！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』，君子就是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首先要正名，名与事实要相符，这才可言，你说出的话才顺理，不会悖理。顺理的话能说得出，那也就能够行得通，所以言之必可行也。『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』，苟就是苟且随便，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就不能随便，不言则已，言必顺理。顺理就是顺自性，大家都会觉得很有道理，这才能听从，这才能够敬服君子。这是夫子教化子路。

 

 

 

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，说了半天，到底该怎麽样正名？譬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都要学习，父子争国，实际上父子争国这个是事情，李炳南老先生考究，当时他俩都是无可奈何，都是有所谓的利益集团在后面驱使他们，他们等于有点像傀儡一样。特别是蒯聩，别人想要通过他把政权取回来。当然他们自己本身还是对于政权有迷恋，有名利心，所以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搞到最后一团糟，反而落得个不好的名声，父子都在争。在春秋时代，父子争权，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这哪里有伦理？像现在这样父子之间为了财产还打官司，甚至还有子杀父、父杀子的事情，这哪有天理在？所以夫子在这讲先正名，也就是先正人伦。人伦是大道，所谓道是自然的规律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、发明出来的，它天生就是这样的，本来如是。像这五伦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人天生就有。不仅人天生有，动物天生都有。你看一群羊就有五伦关係。有父子，羊爸爸、羊妈妈生小羊，父子；有兄弟；有朋友；有夫妻；也有君臣，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，你看一群羊在一起跑，领头的那个就是君，后面跟着跑的那些羊就是臣。你看动物里面都有五伦关係，何况是人？所以这是大道。我们的行为符合五伦关係，这叫德。道德，道是天然规律，德是随顺自然的法则，随顺性德，这叫德。违背伦常关係，这是没有道德，缺德了，那就是名不正、言不顺、事不成，逆着天理而行，哪能成？即使偶尔成了，它肯定不长久，它是凶德，不是吉祥。所以夫子点出首先要必正名乎，那是很深刻的意思。

 

 

 

我们来看蕅益大师这里的解释，他引用王阳明先生一段话，跟我们解释到底如何在这样一个情势下来正名，这是学问。你要懂得道理，知道怎麽操作，你要有这个智慧。我们看看蕅益大师引用的王阳明的话，「人问王阳明曰」，这个人是王阳明的一个弟子，这段话是出自于王阳明《传习录》，是王阳明的门人所记录的。王阳明，我们都知道是明朝的大儒，心学代表，他师从陆九渊，陆王学说跟南宋（宋朝）的程朱学说是可以互相抗衡的，同样有名，程朱是理学，陆王是心学。蕅益大师对王阳明先生比较推崇，蒋介石对王阳明也很推崇。我们再看王阳明先生怎麽说。「孔子正名，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废辄立郢，此意如何？」当时公子郢还在，本来卫灵公自己的意思就想立公子郢。公子郢也是他儿子，这个人比较有人品，所以废了蒯聩之后想立公子郢。但是公子郢自己不想干，他很清高，他看到这个国家这麽乱，他也就不想蹚入这个浑水里头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问，孔子所谓的正名，是不是先儒所说的「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」，当时还有周朝存在，东周，周朝末年春秋时期，还有周天子在，所以上告天子，这个国家要换国君了，要上告天子；「下告方伯」，方伯是指一方诸侯的这些长辈们，也就是说告诉诸侯，要废辄立郢。当时辄是国君，要把辄废掉，要立郢做国君。「此意如何」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，这就是所谓的孔子所说的正名？因为孔子说正名，说明现在名不正，怎麽正名，是不是废辄立郢叫正名？

 

 

 

「阳明答曰」，王阳明先生就回答说，「恐难如此」，这恐怕很难做到。「岂有此人致敬尽礼，待我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，岂人情天理耶？」这说得好，哪里说有人对你非常恭敬，对你有周备的礼节，要请您出来帮助他办政治，结果你还先去废了他，这哪里是人情天理能讲得通的？孔子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底下又说，「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辄已能倾心委国而听」。孔子是当时很有名的贤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有智慧，他做什麽事大家都能敬服。子路问，说「卫君待子而为政」，言下之意，当时卫君（就是辄）已经很希望孔子来给他帮助政治。那孔子既然肯答应，答应辄协助他办政治的话，当然辄也是已经倾心委国而听，肯定对孔子是言听计从。他敬服孔子，他礼贤下士，特别是当时国家出现动乱，蒯聩要回来争国，怎麽办，给还是不给？给了，自己丢了王位；不给，就背了大不孝的骂名，父亲回来了，你还抗拒，这大不孝。所以当时肯定是对孔子言听计从，问问孔子应该怎麽办。当时孔子他可能说了，只可惜没留下该怎麽办的这个策略。王阳明先生在这里等于为我们来说出来，这是真正懂得孔子心思。

 

 

 

他说，「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」。孔子教化人肯定是教之以德，助君成德，他肯定教辄如何做一个圣君，圣人盛德至诚，圣人的德行盛大，心是至诚，至诚是诚到极处，我们讲至诚感通。孔子是圣人，所以他有盛德至诚，他一定是会以至诚的心劝化卫君辄，让他能够听从孔子的建议，使他知道「无父之不可以为人」。一个人怎麽能没有父亲？没有父亲的人等于是不孝。父亲现在要回国了，你怎麽还能够以兵刀相向？这不可以为人了。所以这是立德之根本，《孝经》上讲，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」。你想立国化民，那必须你自己要做一个大孝子，让人民心服口服。那怎麽做？底下说，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」。所以辄应该怎麽做？他痛哭流涕，赶紧去迎接他的父亲回国，用至诚的心迎请他回来，而不考虑是不是自己要当国君的问题，把孝道放在第一位。那你有这样的至诚心，会出现什麽后果？我们讲善有善报，至诚的行善，天必定会给你大的福报。「父子之爱，本于天性」，这是天性。辄是蒯聩所生的儿子，我们讲虎狼再狠再凶，都不会吃自己的儿子，何况是人？所以父子的这种爱是天性，你用至诚心去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就能感化他。

 

 

 

「辄能痛悔，真切如此」，做儿子的卫君辄能够痛悔，痛心疾首，悔什麽？悔当初自己继承了王位，为什麽？因为自己父亲在，按礼来讲自己不该继承王位，继承这个君位。当然他这个是情有可原。为什麽？因为这是卫灵公的意思，就是他爷爷的意思，爷爷在就得听爷爷的，父亲虽然在，也得听爷爷的，所以情有可原。那你现在爷爷不在了，父亲回来，立刻痛悔，真切去承认错误，感动父亲。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」，他的父亲蒯聩岂能不为之感动，岂能不为之欢喜？底豫就是欢乐的意思，他还会开心，看到儿子对他这麽样的孝顺。「蒯聩既还」，蒯聩回国了，「辄乃致国请戮」，这个做儿子的，把国家的大权交回给自己的父亲，然后自己请死，在父亲面前请罪，自己是大不孝，当时是无可奈何，因为爷爷在，爷爷一定让我当国君，所以不得不接受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父亲回来了，把国家政权还给您，我请死，知道这是死罪。

 

 

 

「聩已见化于子」，父亲蒯聩当时已经被儿子这样的真诚感动了，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对自己这麽孝顺，而自己当时其实是不孝。他为什麽被逐出外国？这是他自己要谋杀自己的母亲，虽然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正经的人，但毕竟是母子，你怎麽能够谋杀母亲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缘果报真的是，历史上你谋杀母亲，你是大不孝，所以你的儿子也不孝。这都是假设，王阳明事后说的假设，他儿子应该这麽做，这叫孔子所说的正名。其实他没有这样做，蒯聩自己也是死于非命，这都是业因果报。当然最主要的因还是在卫灵公身上，他自己好色，好色就家乱、国也乱。那要说回来，这还在假设当中，蒯聩当时已被他儿子感动，看到儿子这样真诚，把国家政权交回来，自己请罪。

 

 

 

「又有孔子，至诚调和其间」，孔子当时正在帮助辄，孔子当然会调和，孔子他是德高望重之人，他又至诚的给他们父子调和。那孔子肯定会这样做，为什麽？孔子是首重人伦，父子之间怎麽能相杀，怎麽能相争？所以肯定会劝导他们。蒯聩这时候看到国家政权儿子又愿意交出来，又这样的向他请罪，本来自己原来是大不孝，自己犯了罪被逐出外国，也不能怪自己的儿子，那当然也会原谅自己的儿子。而且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」，这样的情理当中，蒯聩还能够把政权拿到手？再拿的话，国人都耻笑你。你当时是叛乱逃出去的，你现在回来，儿子对你这样真诚，儿子这麽有德行，把政权交给你，你就一拿，拿了就走，这你像话吗？所以蒯聩那时候也是于情于理都不会受的，还是会把国家政权委任给辄，让他儿子继续当国君。你看这样的结果多好！

 

 

 

「群臣百姓，又必欲得辄为君」，文武大臣、上下朝野、百姓看到了，辄这麽样的贤孝，你看政权并不放在眼里，他把孝道放在眼里，他把父亲迎请回来，自己要请罪。这样贤能的君主百姓爱戴，群臣拥护，大家肯定还是要建议立辄为君，他不会想让蒯聩做君主，因为蒯聩的行为已经失去信用了。「辄乃自暴其罪恶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而必欲致国于父」。当儿子的辄，他把自己的罪恶发露出来，向世人承认错误，暴是暴露，发露出来，他什麽罪恶？父亲在世，他接受了做国君，这本身是不妥当的。虽然当时是迫不得已，也是不太妥当，但是这个大家能够原谅。他在这里至诚的忏悔，「请于天子」，向周天子汇报、请罪，「告于方伯诸侯」，向这些诸侯、这些长辈们都承认错误。「而必欲致国于父」，一定要将这个国家，卫国的大权交回给自己的父亲蒯聩。

「聩与群臣百姓，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为君」。你看，肯定是这个结果。那蒯聩跟群臣百姓，当时看到辄能够悔悟，能有这样的仁孝，这是美德，所以蒯聩怎麽还能够接受国家的大权？国家应该交给仁孝之君来治理，所以他也会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要立辄为君，就等于禅让一样，父亲虽然在世，把君位让给自己的儿子，让贤。「于是集命于辄，使之复君卫国」。所以父亲一定会召集群臣百姓，把国家政权又重新交给辄，使他恢复卫国的君位。

 

 

 

「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故事，尊聩为太公，备物致养，而始自复其位」。辄会怎麽做？顺理成章的，他不得已，看到自己的父亲、群臣百姓都这样诚心的让他去做国君，不得已接受。接受了之后，「如后世上皇故事」，等于是像后世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尊他的父亲做太上皇。就像唐朝唐太宗尊他的父亲李渊做太上皇，李世民继位做唐太宗的时候，李渊还在。干隆皇帝自己做了六十年的皇上，最后就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，自己做太上皇。这都有这样的例子，父子相让，这在历史上成为美谈。所以「尊聩为太公」，让蒯聩做太公。因为当时不称皇，后来才称皇帝、称太上皇，当时卫国是称公，像卫灵公，蒯聩是卫庄公。如果当时辄他不跟自己的父亲抗衡，而是像这样尊他的父亲为卫太公，这多好，自己做国君。「备物致养」，让他父亲能够安度晚年，对他尽孝。「而始自复其位」，然后自己才恢复自己的君位。

 

 

 

「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名正言顺，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」。你看，这王阳明先生讲得多好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、真正有仁德的人应该是这样做。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名称也就正了，想要治国平天下，最重要的，你得把人伦正好。《论语》里面孔子讲为政之道，就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当国君的像个国君，当臣子的像臣子，当父亲的像父亲，当儿子的像儿子，这就名正言顺了（所以你看看，蒯聩跟他儿子辄互相这样争，这什麽？没有智慧，也没有德行，搞得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君不君、臣不臣，天下大乱），你看，什麽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了。可是我们没有真正接受圣贤教育，心里只存着私利，争利，最后搞到自己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社会动乱，民不聊生，何苦来？所以真的古人有一句谚语讲得好，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」。孔子那时候是老人，所谓老人就是真有德行、有学问、有经验，懂得如何处理问题的，辄当时没有採纳孔子的建议，很可惜。

 

 

 

那确实，当时连子路都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，所以也是不容易。子路是贤人，孔子是圣人，贤人跟圣人真的还是有差距。贤人比不上圣人，智慧差一等。所谓智慧差一等，就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。所以子路听到夫子说「必也正名乎」，他还不太服气，没想到孔子实际上的意思很深，就是治国的大道就在此地，名正则言顺。名怎麽正？人伦正了就名正。整个圣贤学问，就是关于人伦的学问。清朝陈弘谋先生说得好，「人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」。一个人怎麽能离开五伦关係而独自生存？不可能的，人是群居动物，他必须有人伦，人与人之间的关係要处理好，要名正言顺。所以整个圣贤学问都是这个伦，人伦的学问，怎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係。当然也包括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係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係，这都是讲到伦，伦是关係的意思。

 

 

 

所以从这段王阳明先生的评论，我们真的学到不少，本来这个结果可以很好的。如果辄真正像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这样做，那真的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美谈，孔子讚叹，他也能保住君位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人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，追求名利的时候就没有智慧了，眼光短浅，得失心太重，就办不了事，事不成；事不成，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刑罚不中，民无所措手足，结果卫国后来就大乱。你看，就是这麽一点点差距，一念之差，这历史就变成两个方向。所以圣贤教育何等重要，不仅平民百姓需要接受，领导人更需要接受教育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：

文章摘自：《细讲论语》       作者：钟茂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