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是一段，这章有两段，底下又是一段。我们先看本章第一段，第一段是『卫灵公问陈』。卫灵公是卫国的国君，这个人孔子曾经评论过他，说他是无道，他是一位好色之徒，宠信南子。当时他年老了，国家也存在着危机，孔子到了卫国，很想帮助卫灵公能够恢复礼治、仁政，但是卫灵公偏偏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。在这里他『问陈于孔子』，这个陈跟军阵的阵，就是摆开阵势的阵，是一个字，同音、通假。问陈于孔子，也就是向孔子询问军阵作战的事情，他要打仗。孔子是反对打仗，他主张仁政，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它有多少部队，军事是不是能征擅战。国家强大是在于经济、文化是否繁荣，社会是否安定，人民有没有道德。孔子所推行的圣人之治，他是主张推行教育。曾经孔子到过卫国，冉有（就是他的弟子）向他问过，因为看到卫国的人很多，人口众多，就问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这个国家已经人口众多了，应该怎麽做？孔子说，「富之」，要让他们富起来，把经济繁荣起来。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富了之后又要做什麽？「教之」，要教育他们。圣人的政治没别的，就是靠教育。《礼记．学记》上讲的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教大家知礼、守礼而已。

 

所以卫灵公在这向孔子请教作战，『孔子对曰』，孔子回答说，『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』。俎豆是祭祀的时候用的礼器，俎豆之事也就是代表礼仪。祭祀是一种礼仪，这里用祭祀做代表，实际上是广泛的通指一切的礼仪。孔子说，关于礼仪，我曾经有听闻过、有学习过，所以略知一二。可是『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』，关于行军打仗这些事情，他说我没学过。根据郑康成的注解，军在古代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，旅是五百人为一旅，这是古代军队的编制。实际上孔子会不会行军打仗？当然会，圣人是无所不知，但在这里他说不会，实际上是提醒卫灵公不要想着作战，要想着如何能够使社会安定、使经济繁荣。但是卫灵公跟孔子志不同、道不合，他只讲求用兵，没有问礼仪、教育、文化，所以孔子『明日遂行』，第二天他就离开卫国。这里可见得孔子遇不到志同道合者就离开，非常的爽快，绝不留恋。卫灵公也对孔子很善待、很友善，但是孔子绝不留恋这样一种优厚的待遇，他有他的抱负，所以就离开卫国。郑康成的注解里面说到，「军旅末事，本未立，不可教以末事」。军旅之事是属于枝末，一个国家的军旅之事不是最重要的，它属于枝末。根本在哪？根本是礼仪和教化。本未立，就像一棵树，根本都没立起来，怎麽可以去谈枝末的事情？所以孔子不教卫灵公军旅之事，不可教以末事，先教以根本，如果他连根本都不能接受，那枝末肯定也不可能成功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治国以礼仪为本、以教化为本。

 

孔子跟子贡曾经也有一段对话，子贡有一次向老师请教政治，「子贡问政」，孔子告诉他三个方面，「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矣」。第一个要足食，人民百姓要丰衣足食，就是经济要至少达到小康水平，经济要繁荣起来。第二个足兵，就是国家的兵力要强，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机器，它是辅佐政治的。第三个是民信之矣，人民百姓对于政府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从哪来的？由政府的领导，他们做好样子，身教、言教，一举一动都能符合圣贤人的教诲，自然民就信之。子贡很会问问题，听到老师讲到这三方面，就问，「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」这三个必须要去一个，剩两个，先去哪一个？孔子曰，「去兵」。国家机器可以先放下，军旅之事可以不讲求，但是国家要足食和民信之矣。子贡又问了，「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」剩这两个，再去一个，非得去一个，应该去哪个？孔子曰，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」。这两个，一个是食，一个是信，去哪个？可以把食先去掉，人民百姓没吃的了，那不是要死了吗？是的，会死的，自古皆有死，哪一个人不死？但是民无信不立，这个国家如果失去民心，人民百姓不信政府、不信国家领导人，失去信心了，这国家就不能再立起来，也就是国要亡了，那是最可哀的。

 

所以一个国家要讲足食，就是讲经济；足兵，要讲军事、武力；要讲信，这个信就是道德，各级领导人从上至下要有威信。三者最重要的就是信，这个信必须自己要先做到道德，《论语》讲的「为政以德」，德行、仁义要通过礼来表现。所以孔子教卫灵公要先推行礼仪，而且先要从我做起、从自身做起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国家自然就繁荣富强，何必再用操心军旅之事？这个用意很深，教我们为政之道。其实为政之道就是修身而已矣，从修身做起，其身正，不令而从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你自己做正了，你是做领导的，你做出好样子，底下的人自然就正了，你不用去下命令，他们都正；自己要是不正，下命令也不管用，底下人还是阳奉阴违。

 

我们再看《雪公讲要》，里面引用了「竹氏会笺」一个评注，这是日本的大儒，叫竹添光鸿，日本幕府时代的学者，他有一个《论语会笺》，就讲到「灵公一生错处，俱在礼教上，是时蒯聩出亡」。蒯聩是卫灵公的儿子，原来是太子，后来因为蒯聩要谋杀南子（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），结果不成，蒯聩只好逃亡。所以「公年老而无嫡嗣子」，蒯聩走了以后，卫灵公年纪老，自己又没有嫡嗣子（就是正室夫人所生的儿子）做为继承人，没有了，就蒯聩一个人，他又走了。南子当时是很霸道，非常专权，所以当时的国家（卫国）也是很乱。因此，孔子「欲其修身齐家，夫妇、父子之间讲求礼让」，夫妇之间是讲卫灵公跟南子之间，父子之间是卫灵公跟蒯聩之间，要讲礼让、要讲仁恕，不能够家里人窝里斗。家都不和，那如何治国？所以「靖内为急」，这个靖内就是安定自己家里的事，这才能安定整个国家，这是非常急切的。「盖逆知其内乱将作，故为此言导之」。夫子已经逆知，就是已经推知到、预料到了，卫国这种情形如果再不改善，会有内乱发生，所以用这个话来引导卫灵公，不要再搞军旅之事了，赶快要讲礼仪，而且你自己要先做好样子。「正是夫子救时手段」，孔老夫子要救这个国家，说这个话提醒卫灵公，那是为了救国救民。这国家一乱，人民遭殃。「欲使灵公深思而自悟之耳」，因为卫灵公是国君，孔子是属于臣子的身分。孔子是士人，卫灵公是诸侯，阶层不一样，所以孔子对卫灵公讲话当然要很含蓄，不能太赤裸裸。所以点到即止，说这个话是让卫灵公深思而自悟。

 

其实卫灵公知道孔子非常懂得用兵，军旅之事岂有不懂？孔子故意说「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」，我没学。孔老夫子真的没有学军旅之事，实际上他也用不着学。圣人智慧开了，你给他做什麽事他都能做得好，你让他办教育他就办得好；你让他带兵他也能带得好，这叫圣人。他虽然没学过，但是给他做他就做得非常完满。所以孔子也没说谎话，他说未之学也，没说他不懂，这个话就是说，「我不愿意用这个来教你，这个你也不要学，我都不学，你何必要学？我要学的是礼仪、教育，你要跟我一起学礼仪、学文化、学教育」，这是孔子的用意，你看在这很巧妙的语言里面就透露出来。这个讯息卫灵公能不能够接受，就看他自己的悟性了，他得自悟。所以听圣人讲话要全神贯注的听，不能走神。如果是诚敬心不足，左耳入右耳出，那什麽都得不到，卫灵公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看圣人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样教化他，他都不觉悟，最后他死了以后，真的国家就大乱了。蒯聩在国外，当时就带着兵进来，要夺王位。当时南子立了蒯聩的儿子做太子，后来辅佐他做了国君，结果又是成为父子争国了。所以这个国家的动乱，卫灵公自己要负责任。当时他没有好好听孔老夫子的建议，他没有重用孔子，失去了这麽好的人才，可惜！

 

孔子是非常识时务，所谓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」，你用他，他一定会帮助你，全心全力帮助你。帮助你的目的不是为你，是为一国、一天下，为百姓。但是你不用他，舍之则藏，他就藏起来，他就离开了。卫灵公没有重用孔子，所以明日遂行。君子视思明，看问题看得很清楚、明白，一见你不是真想推行礼教，你走的路不同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大家分道扬镳，合在一起肯定闹矛盾，没用，你不能听我的，那我就走。所以第二天就走了，又去周游列国去了。可惜卫灵公失去了一次改善危机的大好机会，所以还是自己昏庸、煳涂，不是圣人不来帮助我们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圣人的帮助，自己没有诚敬心、没有好学的心，那孔子给你讲都没用。这是一段。

 

底下这一段意思上跟前面一段是分开的，但是自古以来有很多大儒都把它合成一章，包括朱子（朱熹），他也把这两段合在一起。那我们就沿用这个传统，合在一章来讲，但是分开两段，意思是不同的意思。底下这段是讲「在陈绝粮」。

 

【在陈绝粮。从者病。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。君子亦有穷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穷。小人穷。斯滥矣。】

 

孔老夫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在陈国遇到麻烦，在陈国断了粮食。根据《孔子家语》的记载，当时是楚国楚昭王想要聘请孔子到楚国去，孔子很高兴前往。因为周游列国当中，能有一个国家国君会赏识他，想要重用他，这是很难得、很可贵的机会，所以孔子就往楚国走。楚国是个大国，如果是用了孔子，周边的小国担心他们很可能会受影响。所以周边有个陈国、有个蔡国，这两国大夫都在商量，说孔子是个圣贤，他对于诸侯各国的问题都看得很清楚，如果他在楚国被任用，那对陈国、对蔡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，所以不能够让孔子到楚国去。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为孔子去帮助楚国一定就会危害到自己。其实孔子绝对不会这麽做的，孔子的思想、他的心愿是令天下大同，是让百姓安宁，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到危机、威胁。但是没办法，别人不理解他、害怕他，所以陈蔡两国的大夫派了兵，把孔子一行包围住，不让他走。结果包围住他，他们粮食吃完了，绝粮七日，七天都吃不上东西，跟外面又中断了联系，只能靠吃那些草根、野地里的东西来充飢，七天。到后来楚国派兵来救，才解了围。

 

『从者病』，从者就是跟从的人，孔子的弟子们，里头有谁？有子路、子贡、颜回这些人。确实绝粮七天，吃的东西又是这些烂草根，好人都会病，都病倒了。结果孔子自己本人却是保持着精神抖擞的状态，跟从的人『莫能兴』，莫能兴就是都饿得起不来了。确实，饿了七天，真的是力气都没有了。可是孔子依然慷慨奏乐、弹琴高歌，依然是不亦悦乎。这种心境一般人没办法理解，圣贤人确实绝不因困境而改变他的喜悦，那喜悦是从内心里出来的，不是依外界而变化。但是子路看到了这种情形，现出愠怒之色，『子路愠见曰』，愠就是不高兴，恼了，看到孔子还是这个样子，就有点想不通。他的恼怒不是因为他飢饿而恼怒，而是觉得孔子行的道怎麽行不通，孔子所推行的政治，这种礼治教化是这麽好的东西，为什麽到哪都不被人接受？自己就很沮丧，子路都想不通。所以他来问孔子，说『君子亦有穷乎？』君子会不会有行不通的时候？穷就是行不通。这句话显然是直冲着孔子来讲的，您老人家的道行不通，难道你就是君子吗？你看学生发起脾气了。孔子看到这个情形，正好抓住机会教育。所以真正是诲人不倦、循循善诱，在这样的艰难困境都不忘教化自己的弟子。孔子怎麽说？『子曰：君子固穷』，这个固可以做为固然讲，君子固然有行不通的时候，穷困潦倒，处处都有挫折、有障碍，甚至可能快要饿死了，君子也会遇到这个时候。但是君子跟小人不一样，『小人』遇到这种情形，『穷，斯滥矣』。滥就是滥做、胡作妄为，原来所行的道也不行了、也放弃了，礼也不讲了，当然信心更是退失了，这是小人。君子不会改节，小人会改节。你看孔子这一句回答，心平气和，也没跟子路发怒，这一点就让子路很羞愧。孔子真正是君子，以道自处，不会因为道行不通而放弃自己的追求、而改变自己的节操。小人反是，遇到行不通的时候就起烦恼，就会怀疑，甚至会胡作妄为。

 

在《孔子家语》里面有「在厄」这一篇，孔子在陈国遭厄运，「在厄」这篇对这段记载得比较详细。这段我把它摘抄下来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子路跟孔老夫子比较详细的对话。实际上可以做为这一小段《论语》很好的注解。《孔子家语》里面是这样说的，也是在这个情形下，在陈绝粮的时候，「子路愠」，也就是这里讲的，子路烦恼了、恼怒了。「作色而对曰」，对孔子，他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甚至连师生之礼都不讲求了，跟孔子说，「君子无所困，意者夫子未仁与，人之弗吾信也」。他说，君子应该不会受困乏的，意者就是大概是，就是想像当中，大概是夫子您（这指孔子）还不够仁，您不够仁心，所以人们不相信我们。人之弗吾信也，弗就是不，人不相信我们，那是因为您还不够仁。下面又说，「意者夫子未智与，人之弗吾行也」，大概是夫子您还不够智慧，所以人们不肯行我们的道，就是不肯依教奉行。说得挺有道理，君子反求诸己，人家不相信我们，人家不能依教奉行，那是我们自己仁、智不够。但是，这个话用来反求诸己是对的，不是用来指责别人，特别是怎麽能指责老师？子路用这个话指责老师来了，这是大不敬！子路又说，「且由也，昔者闻诸夫子，为善者，天报之以福；为不善者，天报之以祸。今夫子积德怀义，行之久矣，奚居之穷也？」他这个话，确确实实可能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有这种疑问。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学习传统文化，当然就很高兴；遇到了挫折的时候，往往对传统文化、对圣贤教育就丧失信心，子路也给我们做这个表演。

 

子路在这说，且由也，由是子路自己的名字，就是自称了。昔者闻诸夫子，我过去听过夫子您讲过（夫子就是称老师），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这就是善有善报；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，这就是恶有恶报，这就是因果。你看孔老夫子教什麽？也是教因果教育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；种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得恶报。《尚书》上也讲，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。一个人行善积德，天降之以福，降吉祥；如果做不善、造恶，天降之以灾殃、祸患。孔子注《易经》里面讲到，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」，这是从一个家而言。这个余庆、余殃，这里特别要提一下，是对家里的子孙后代而言。您是一家之长，您行善积德，您的子孙得到余福，余庆就是余福。讲余福，当然还有个本福，你根本的福，外面剩余的是给子孙，根本的福给谁？给自己。给自己，怎麽样消受这个福？来生消受。所以孔子讲余福，这个话很有味道，如果不是你自己还得根本的福，来世得根本福，孔子不必讲余福，就讲「积善之家必有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殃」就可以了，为什麽还讲余庆、余殃？证明人生不是这一期生命就完了，还有来生，来生自己享受的是你的根本福，你自己修来的，而你的余福给子孙。反之，作恶的，作恶有余殃，余殃也是子孙遭报应。还有本殃，本殃是自己将来堕三恶道，那个是真正的灾殃。

 

所以从子路这个话我们就可以得知，孔老夫子也是在提倡因果教育。所有圣贤无不提倡因果教育，儒释道三家都讲因果。道家讲的比儒家更多、更细，你看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，统统都是讲因果。佛家讲因果的篇章就更多，告诉我们，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」。所以真正把因果道理搞透彻，深信不疑了，这个人做君子、做圣贤不难；如果对因果道理还不完全透彻明瞭，还会有怀疑，那是自己障碍了自己成为君子、成为圣人。你看子路在这就起疑惑了，境界现前，平常所信的因果的根不够深，于是怀疑。他就问，夫子您不是告诉我们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怎麽今天你行善，「今夫子积德怀义，行之久矣，奚居之穷也？」您老人家积德怀义，修善积德，一心就想着为天下苍生，不为自己，大公无私。你怀义，仁义存心，你行之久矣，你做了那麽久，天天都在干，干了几十年，奚居之穷也？这个奚是当何字讲，就是你为什麽现在还这麽样穷困潦倒？你都快饿死了，这不是行善有恶报吗，因果又怎麽讲？你看，子路有疑惑。实际上他是代表了我们大众，他跟夫子这麽久时间，尚且都会有疑惑，那我们学习圣贤教育会不会也有疑惑？这个疑惑要是不解除，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过不了关。所以君子和小人就在境界上可以分判，君子没别的，就是深信因果而已，他能深信因果，他乐得做君子；小人不信因果，冤枉做了小人。他放弃他的操守，做了小人，能不能改因果？还是不能改变因果，该怎麽受报还是怎麽受报，你看这不是冤枉吗？

 

子路这个疑惑确实也是难免的，为什麽？夫子教给他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这个道理，子路只是想到这一世，没有想到三世因果。他曾经就向孔老夫子问过这个问题，《论语》里面的，子路有一次问，「敢问死」，问老师死的道理，也就是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什麽状况，子路好奇又问。孔子没有正面答覆他，只说了一句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你还对生的道理没完全透彻明瞭，你对死的道理更不能透彻，你更不知了。所以让子路先求知生，把眼前做人的道理先做好，再能跟你讲高的，这就是所谓下学而上达。这下学就是基础学科，做人得先做好，然后再给你提升，这一世做好了，再给你讲三世。不是孔子不承认有三世，他承认有三世，你看《易经》里面就讲到，他注的《系辞传》，孔子自己写的，说人投胎时候的状况，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」，这就是讲人投胎时候的状况。精气为物，这是讲父精母血，受精卵是做为载体，这是生命的物质基础。还有一个游魂，游魂为变，游魂跟受精卵结合了，这才成为生命，否则不能叫生命。所以孔老夫子对投胎的状况他也明瞭。但是这个情形对一般人讲，别人不懂、不能理解，他很少说，这属于上达的部分。提高你的灵性，提高你来世的境界，那你这一生先把人做好，下学而上达。对子路只能讲下学，先让他把人做好，先做个君子，然后再来提升他。所以子路就不明瞭三世因果，不光子路不明瞭，曾子都不明瞭。人们一般都认为曾子比子路要高，曾子还作过《大学》。你看曾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就讲，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」这是讲任重而道远，我们君子要以仁为己任，一生行仁道，一直行到老死，死而后已，死了之后才停止。这是很遥远的事情，任重而道远。

 

蕅益大师在注解这一章《论语》的时候就说，实际上「死而后已」这句是有点遗憾，为什麽？死了不能已，死了还不已，不是死了就完了，死了之后还是要以仁为己任，生生世世以仁为己任。这种人是谁？是菩萨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怎麽能够死而后就已？证明曾子也不知道死了以后还有来世，所以难怪子路对三世因果的道理就怀疑了。孔子这一生遇到这麽多的挫折，不是因为他这一生积德行义所致，是过去生中所造的恶因在现生遇到因缘，它形成果报。形成果报，他还要受，但是受的时候，圣人并不会沮丧，并不会退失道心，就是这里讲的，不以穷困而改节。为什麽？他明信因果，他绝不会回避果报，他只是不再造恶因，现在的果报报了，就了（音瞭）了。所以圣人不昧因果，对因果一点都不疑惑、不煳涂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甘心情愿来受，受而绝不改节，绝不会退失道心。所以孔老夫子对子路就有一段这样的开示，这一段开示讲得非常的好，可以给我们每一个学者、学圣贤教育的人做为一个座右铭。要知道学习圣贤之道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，往往会很多的考验、很多的磨难。我们要有坚定的道心，自然能关关通过，反而能够因这些考验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没有这些考验，还不知道自己境界在哪里，所以感恩这些境界。

 

所以孔子对子路说，「子曰：由未之识也」，由就是仲由，是子路的名字，老师可以直呼学生的名字，师徒如父子，说「仲由，你还不完全理解」，这个识就是还不明瞭。「吾语汝」，我来告诉你，底下的开示就很重要。「汝以仁者为必信也，则伯夷、叔齐，不饿死首阳」。子路问，是不是夫子你不够仁，因此大家不相信你，所以你有这样的厄运？孔子在这告诉子路说，你以为仁者一定会有人相信吗？如果有人相信才叫仁者，那伯夷、叔齐呢？伯夷、叔齐是仁者，他们两人曾经是殷纣王的臣子，孤竹国的，本来他俩可能要当国君，但是他俩都不愿意当，互相推让，都不做，结果都离开了孤竹国。后来遇到周武王起义，带着兵攻打纣王，他俩还阻止武王，他不赞成武王用革命的方法。后来武王得了天下之后，他俩发誓不吃周粟，不吃周朝的粮食，所以躲到首阳山上饿死了。这两人也是仁者、贤人，很有节操，这是古人讲的忠贞，他们真是做到了。仁者必信吗？那伯夷、叔齐没人信他，所以他就饿死在首阳山，他们是仁者。所以仁者未必是人人都能相信的，如果人人都能相信他，他也不至于饿死在首阳山，就会有人提供给他粮食。

 

「汝以智者为必用也，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」，子路你认为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有被人用的时候，就是都会得到重用，那也未必，如果都是这样，那王子比干呢？王子比干是纣王的臣子，他要劝谏殷纣王，结果纣王大怒，把他的心挖了出来。比干也是智慧的人，他知道纣王这样的无道一直下去，这天下一定会灭亡，所以劝阻。但是纣王不听，所以不用比干，这是比干没遇到明主，遭到这样的厄运。「汝以忠者为必报也，则关龙逢不见刑」，你以为一个人能够尽忠就会有善报吗？那关龙逢呢？关龙逢是夏朝末年的贤臣。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，夏桀是好酒好色，他做了一个酒池，长夜大饮，在那里穷凶极欲，饮酒作乐。结果关龙逢进谏，请求桀不要这样做，站在那不走，桀不听他就不走，结果被桀给杀害（先对他用刑，然后杀害）。忠者也未必一定会有好报。「汝以谏者为必听也」，你以为劝谏的人提了意见一定就会被人听取吗？「则伍子胥不见杀」。伍子胥是春秋末年的，他曾经服务于吴国，很有名的人。当时吴国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，伍子胥就劝夫差要把越王勾践杀掉，把越国灭了。当时越国投降，夫差当时就没有杀勾践，没有灭越国。伍子胥就预见到这两国不能共存，今日要是不灭越国，来日越国东山再起，可能就要把吴国灭掉。后来夫差想要率兵去攻打齐国，越王勾践率着大众来朝贺。我们知道当时越国已经是奴隶国了，都听命于夫差，所以是属于臣子的身分来朝贺。为什麽朝贺？其实伍子胥看得明白，如果夫差去打齐国了，吴国自己就空虚，正是越国下手的机会，所以伍子胥再度力劝夫差不要先攻打齐国，要先灭掉越国，以除心腹之患，但是又遭到夫差的拒绝。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范蠡，这是越王勾践的臣子，给勾践出了一条美人计，把西施送给了夫差。这美人计让夫差也是神魂颠倒，因此也就碍于情面，不能够对越王勾践来下这个狠心。结果最后，确实越王自己也是卧薪尝胆、励精图治，把国力复兴起来，后来就灭了吴国，夫差也就死了。当时伍子胥劝谏夫差的时候，夫差不听，而且旁边又有一个人，是个太宰叫伯嚭，诬陷伍子胥，结果伍子胥被夫差赐死，他自杀身亡（夫差给了把剑，让伍子胥自杀）。伍子胥死的时候对旁边的人讲，我死了以后，要将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之上，我要看着越国的军队来灭吴。果然他死后十几年，他的话应验了。

 

所以这个就是孔子所说的「汝以谏者为必听也」，你以为劝谏的人的意见一定会被君王听取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伍子胥也不会死了。所以孔子举出四桩事情（四个例子）来做佐证，为善者、仁人君子未必是一帆风顺的。底下就点出主题，「夫遇不遇者，时也」，遇就是得到重用，这要看天时。看能不能够得到重用，看能不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，这是看天时、看命运，我们现在讲的看运气。遇到明君，就自自然然能够大展宏图；如果是遇到昏君、没有智慧的人，当然也就很穷困潦倒，道就行不通了。「贤不肖者，才也」，才是指自己，自己的才华很好，是贤者；才华不好，是不肖者。贤与不肖，这是看自己，我只需把自己做好，以等待天时。

 

底下讲，「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，众矣，何独丘哉？」丘是孔子自己的名，他自称。君子博学深谋，这是他自己修养道德学问，以备大用，等待机缘。但是，如果运气不好，没遇到好时节，像孔子当年遇到是乱世，所以没人用他。这是时运不济，那孔子绝不怨天、绝不尤人，绝对不会生烦恼。所以孔子在这讲，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很多，众矣，就是很多，你看前面举的四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如果是博学深谋而又遇到明主，这因缘非常殊胜，碰上了，正如像禹遇到了舜，舜遇到了尧，伊尹遇到了汤王，周公遇到了武王，管仲遇到齐桓公，这些都是遇到天时，受君王的重用，所以能够使天下安宁，这是能推行圣治。但是孔老夫子在这说，我是没遇到天时，这也没什麽，不止我一个人，何独丘哉，哪里止我一个人？很多这样的人。

 

底下一句话更经典了，「且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」，我觉得这两句话可以写成座右铭了。芝兰生于深林，兰花生在幽谷深林当中，兰花很香、很美，但是在深林幽谷当中没人去见它。没人看它、没人赏识它，但是它不以无人而不芳，一样吐露芬芳。君子修道立德，君子就像兰花一样，他只是自己好好修道立德，修身以俟命，等待天时。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出来为天下服务固然是好事；没有，也绝不为穷困而改节。这就是孔子在《论语》第一篇第一章就说了，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别人不知道他、不认识他、不赏识他，不会因此而愠恼，这就是君子，不亦君子乎？子路就愠了，他就是为了别人知道他、赏识他，这样他才会不愠；别人不赏识他，道行不通，他就愠了，还埋怨老师来了。所以孔子是教化他要做君子，只是自己修道立德就好了，至于能不能遇到天时，随缘，绝不攀缘，更不会因穷困而懊恼，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和抱负。在困境当中，更显得圣人的德行之伟大。

 

所以「为之者人也，生死者命也」。为之者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去修道立德，你的作为就在于修道立德，这是你个人的事情。修不修是在我，但是，是穷困还是通达，这是看命，生死者命也。孔子说这话正是绝粮七日的时候说的，饿了七天，真的，人都快死了。该死的就死了，这是命，既然是命，我就乐于接受，乐天知命。孔老夫子，你看多麽的泰然！真是君子坦荡荡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绝不会烦恼，烦恼也没用。你烦恼，改变节操了，夫子认为不如死了好。所以孔子讲，要能够做到杀身成仁，孟子讲舍生取义，身命跟仁义比起来，仁义更重要，为什麽？身命这一期结束了，还有下一期，生生世世，无量无边。可是你的义理之身，你的法身慧命却是非常的要紧。如果改节了，造恶、做小人，这是堕落，这个命能不能延？也不能延，该死还得死，那何必要做小人？所以孔老夫子真的乐天知命，乐天知命是什麽意思？就是明信因果。所以永远都是欢喜接受一切考验，而在考验当中还是不断的提升自己，这是真君子。

 

蕅益大师对这一章的注解说到，「只消愠见，便是滥。若知乐在其中，那见有穷可愠？」这一个评注说，只消愠见，便是滥，这是对子路而言。子路，你看愠见，就是恼了。这个见也可以读成「现」，就是现出来了，愠色、恼怒的样子现出来。这一现出来便是滥，『小人穷斯滥矣』，滥就是胡作妄为。什麽叫胡作妄为？你起烦恼就属于滥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小人。你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过不了关，你退转了，不肯做君子，去做小人了。若知乐在其中，哪见有穷可愠？夫子做到乐在其中。

 

《论语》夫子自己说，「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」，吃饭吃粗茶澹饭，睡觉曲肱枕之。我们想像得出来，连枕头都没有，曲肱就是把手臂曲起来，睡在曲臂上，有点像佛门里面的吉祥卧。就是这样生活得清苦，但是他乐在其中。只有颜回能跟得上孔子，颜回能够做到箪食、瓢饮、居陋巷，不改其乐。师生俩这一条，他们是有共同点。所以孔颜之乐，乐在哪？乐在道。自己修道立德，管他外面对自己了不了解，管他有没有遇到天时、能不能够受到重用，这些浑然不放在心上。所以，你看《论语》里面孔子也说过一句话，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」。古之学者是圣贤，圣贤的学问就在于求自己，修道立德。现在的人，孔子评论现代的学人，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是不是？今之学者为人，为谁学的？不是为自己修道立德学的，为了向别人炫耀，向别人显示自己是个国学家、国学大师，这样来求学。为人学，不是为自己学，不是自己想作圣作贤，只是自己想为名闻利养，要人尊重、要人赏识，不一样。为什麽要为自己学，不用管别人？实际上根本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自己。孔子明瞭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自己，跟自己完全是一体，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物，完全是一体。所以自己能学好了，修身必定齐家，必定治国平天下，以修身为本。自己修好就行了，家国天下就是自己，都好了。一好，一切都好；一个不好，一切都不好，跟自己是不二。所以只是为自己学，自己修道立德，哪有人我之分？讲家国天下，那是什麽？促进你发这个心、立这个愿，我要好好学才能够治国平天下。实际上真正学就是要回归自性，认清楚家国天下不在外，全在自己这一身。佛门里面称法身，法身遍一切处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，就是一个自己，所以一切人皆是自己。孔子明瞭这一点，所以只是修身，只是自己在修道立德，他乐在其中。这个「中」意思很深，无外叫中，心外还要去寻一个家、一个国、一个天下，就不是中，就失去了中。所以你看，念念都回归自性上，念念都放在道上，哪见有穷可愠？他眼中也没有什麽穷与不穷、通与不通，他没这个念头，当然也不会愠、不会懊恼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夫子的境界，蕅益大师点出来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离开四相了，哪有什麽穷通？穷和通是二，孔子入不二法门了，他哪见得有穷有通？因此他也不会愠，他就是乐在其中。这个乐不是跟愠相对的乐，跟愠相对的乐还是依靠外界，看外界顺他就乐，看外界不顺他就愠了，那个不是真乐，不叫乐在其中，他乐在其外了，不是乐在其中。乐在其中，根本不管外面，因为没有外面，只有一个自己，人、我、众生全是一体，离开四相，入境界了，这是真圣人。子路没入这个境界，所以在境界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遇到顺境就起欢喜心，遇到逆境就起瞋恚心，受境界所迷，被境界所转，所以是凡夫不是圣人。圣人就是能够心能转物，他转境界，不为境界所转。

 

当然，子路我们相信也是做示现的，师徒两人一唱一和，把这道理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不能说子路怎麽不好，他的真实境界我们也不了解，我们一味就当作是圣贤人看待就对了。从这些对话当中，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境界要紧。如果你觉得子路这人怎麽境界这麽低，你这样一看，你不也有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四相具足吗？那你也不能乐在其中，你看这话还是没听懂，孔子还是白教你了。你自己得先放下，一切平等，诸法一味，入不二法门，把自己分别执着放下。从哪做起？不要看别人过失，从这做起。只有一个向别人学习的心，绝没有指责别人的心，绝没有看不起别人的心。孔子是我们的老师，子路也是我们的老师，这一正一反两个角色就让我们觉悟。他们不这样对话，我们怎麽能觉悟？就像戏台上唱戏的，有唱好人、正角的，有唱反角的，我们都得感恩他们，他们这一表演，让我们明瞭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君子，放下穷和通的分别执着，就是放下顺境、逆境的分别执着，顺境不起贪爱，逆境不起瞋恚，心里如如不动，这是我们真正向孔子学习。

 

      本文摘录自《细讲论语》钟茂森博士讲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