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段话，夫子也是给子贡把管仲做一个评价，评价得更清楚了。上一章对子路讲的，意思已经讲到了，这一章对子贡，把它讲得更清楚了。子贡跟子路有同样的疑问，都觉得管仲是不是不能称为仁者？所以『子贡曰：管仲非仁者与』，他能算得仁吗？这都是眼光还短浅，没有看到大局，而且也没体会到管仲的存心，因此见地就不高。夫子的见地比他们高，圣人比贤人当然要高一等，子贡、子路是贤人，孔子是圣人。圣人确实心地宽广，心量广大、见地高，所以他的行持往往跟凡人不一样。凡人有时候会误解圣人，圣人怎麽会这样做？连凡人，一般有道德的都不会这样做，为什麽你圣人还这麽做？

 

譬如说，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，发现卫国边境上有一个臣子正在谋划起兵谋反。孔子知道了，想要回去禀告卫国的国君卫灵公。当时，这个臣子当然就不能让孔子走，回去，叛变的计画就穿了，计谋就不成，自己还会被灭族的。所以就带兵把孔子围起来，不让孔子走，要孔子对天发誓，除非你发誓不回去见卫国国君，才会让你走。孔子当时就向天发誓，说我不回去见卫国国君。臣子一看孔子这样发誓，没问题了，孔子是圣人，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德行，凡出言，必信为先。他这样发誓，放心了，于是就撤兵。等他们撤走之后，孔子带着弟子们又要去见卫国国君。当时子路就问了，「这怎麽行？你不是已经发了誓，你现在食言，岂不是为天下人耻笑？」孔子当时就对他们说，「在被威逼的时候发的誓言可以不算。而且这个事情，我们要想到卫国的国民，如果这场叛乱成功，那百姓等于是遭涂炭。为了国家的安定，我个人的名节不算什麽」。所以毅然回去禀告国君，结果就平息了这场叛乱。孔子这种圣人的举动就不是用一般常人所想的道德仁义来衡量，非常的时期就会有非常的举措，而其存心没有别的，都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没有为自己的念头，把自己整个舍去了，连身命、连名节都可以舍。古人把名节看得比身命还重，所以你看召忽能够为他自己的主人公子纠去殉节，这也很难得，是一位义士。但是管仲把天下苍生看得比自己名节还重，这个境界就不是召忽可以比的了。孔子讚叹他，讚叹管仲其仁人志士，真是仁人！

 

所以子贡在这里问的问题跟子路是一样的，他认为管仲非仁者。『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』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齐桓公把公子纠杀了，杀了以后，召忽就为他殉节了。管仲被齐桓公抓起来之后，就投降齐桓公。齐桓公礼贤下士，任命管仲做齐相，管仲也就死心塌地来报桓公知遇之恩，做桓公的辅相。所以子贡在这问，这还算仁人吗？不是听说过一女不事二夫，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吗？实际上这种见解，我们再看圣人是怎麽样来应对。

 

『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』。管仲，孔子讲管仲辅佐齐桓公，做齐桓公的辅相，建立了很大的功勋。这个功勋是什麽？第一，使桓公称霸于诸侯，成为了当时春秋诸侯的盟主，并且率领诸侯尊重周天子，这种举措非常符合礼，孔子非常讚赏。当时孔子也是致力于做这项工作，希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，当时都是诸侯小国，谁要能用他，他能把这个国家兴盛起来，也能够做盟主，帮助周朝恢复这种礼的制度，尊重天子。当时各国不尊重天子，就是乱了，乱世。所以一匡天下，齐桓公使天下都正了，匡是正的意思，就是使天下和谐了，不受夷狄的入侵（当时也有少数民族，常常就打进来）。因为周朝当时很乱，列国各为自己利益，夷狄也常常乘虚而入来骚扰，各国也常常打仗，所以民不聊生。结果齐桓公称霸诸侯之后，天下就能安定，所以人民百姓得幸福。民到于今受其赐，一直到今天，就是孔子说话的那时候，还受到管仲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就是安定和谐。所以孔子在这里是讚叹管仲。

 

底下又说，『微管仲』，微当无字讲，就是没有管仲的话，『吾其被发左衽矣』。被发左衽，衽是衣襟，左衽就是向左来扣衣服，这个是夷狄的做法，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做法；被发也是，头发披着、散开，他没有把它结成髻子，没有整好。这都属于没有礼、没有文化的野蛮人那种做法。当时中原地带，周朝那是礼乐之邦，虽然是到了东周春秋时期，必定还有这些礼乐的形式在。所以孔子说，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，使百姓能够得到安定和谐的生活，使礼乐能够复兴，可能我们周朝早已经被夷狄佔领，我们可能都变成被发左衽的夷狄，自己都变成没有礼乐的人了。所以底下讲，『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』。这是讲管仲，岂能像匹夫匹妇，就是那些普通人，匹夫匹妇是凡人，怎麽能像这些凡人一样所谓的坚守一种信用？坚守这种信用就是『自经于沟渎』。沟渎，就是埋死人挖下去的这块空地，沟渎、沟渠，这麽一个地方。这就是说他自缢了，自经就是自缢、自杀，像召忽一样死了，葬身于沟渎，没有任何功绩留下来，『而莫之知也』，就没人知道他。所以管仲的大功、功绩在于他可以不死，而能够辅佐齐桓公，使天下安定、使礼乐复兴、使人伦道德得以维持、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，而不会沦为那没有礼义、不讲道德的夷狄手上，成为他们的奴隶，所以天下万民受其赐。就是这种功业就可以评定管仲是一位仁人。

 

所以孔子是以大功立论，着眼大、高，他不是看小恩小惠或者小忠小义。他看你是不是对天下万民有恩赐，是不是对文化道统能够维持。文化道统甚至比我们讲一个国家自己的繁荣安定更重要，为什麽？文化道统使天下长久的和谐安定，这个意义更深广。我们中华文化之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，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些仁人志士做出了他们的贡献。管仲做出贡献，孔子本人也做出贡献，而且贡献当然更大于管仲。本来孔子也想像管仲那样，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，为天下、国家出一分力，但是没成功，没人用他。管仲找到齐桓公，他也算幸运，孔子想找齐桓公那样的君主都找不到，这是什麽？众生没有福报。所以，孔子只好被迫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着书立说、教育后代，教了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贤，留下这些垂训利益后世。结果我们看到他的贡献就远超过管仲，管仲的贡献到现在我们未必能感受得到，可是现在没有人不知道孔子。这个功绩确实远超于管仲的功劳。孔子的功劳就在于他的教学，他是教育家。人们谈到孔子，很少说他是政治家（管仲是政治家），只是说孔子是教育家，可见得教育比政治更重要。实在讲，政治也离不开教育，没有教育，纯粹搞政治，那搞不成功。《礼记．学记》上讲的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要办政治，首先是办教育。教什麽？教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教人伦、教礼乐，教这些。像孔子，虽然没有在政治上施展什麽抱负，可是他在教育上的贡献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家贡献要大得多，甚至他的贡献超过了周公。周公是政治家，也是教育家，他辅佐武王、辅佐成王，他定礼乐。孔子是个集大成者，把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乐制度，以及古圣先贤的教化，进行了整合汇集，系统的整理。结果他述而不作，反而他名气也远超过周公。夫子在这里回答子贡的疑问，也是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如何来论人论事的依据。怎麽看人，怎麽评论一个人的功绩，我们讲盖棺论定，怎麽论，着眼点在哪？这个着眼点就是看他对天下万民有什麽样的贡献。《雪公讲要》里面引用了《刘氏正义》，刘宝楠先生的《论语正义》当中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可以说就很具体的做一个评论。这话是这样讲，「注言此者，见夷狄入中国，必用夷狄变夏，中国之人，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，亦必灭弃礼义，驯至不君不臣也」。就是讲古注里面说的，如果夷狄入了中国，夷狄是少数民族、外国人，外国人侵略中国，那就用外国人的制度改变中原的这种礼乐制度。中国之人，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（你是用什麽制度去规定百姓，用什麽礼来教化，人就会变了。用少数民族、外国的习俗，中国人就会变成被发左衽，不讲礼了），那一定是灭弃礼义，礼义就没有了。其后果就是君不君、臣不臣，父不父、子不子，人伦道德都不复存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，联想到日本侵华战争，二战的时候，日本打中国，对中国最大的伤害不是在生命财产上，当然那种伤害非常惨痛，但是更惨痛的伤害是把我们中华文化、圣贤道统彻底打破，礼义完全没有了，中国文化在那里就断了。现在要慢慢把它复兴起来，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可能还是要几代人不遗余力的去努力。这个伤害是至为严重的。所以国家能够安定、能够和平、能够富强，有利于保证它自己文化的保存。

 

「刘氏又说」，刘宝楠先生又讲到，「管仲志在利齐国，而其后功遂济天下，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，故圣人以仁许之，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。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，若无管仲之功，而背君事仇，贪生失义，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」，这个评价也很中肯。管仲当时立志辅佐齐桓公，在利齐国。因为齐国是强国、大国，这个大国兴起来之后，就能够帮助天下安定，这很重要。确实，管仲实现了这个理想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不是用武力称霸，这叫用王道，不是用霸道，让所有的诸侯都能够归附，都共同尊礼，这样就使得礼乐复兴起来，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了。

 

我们藉古论今，现在中国是大国，愈来愈富强，如果中国能够安定，能够将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那它也必定能够像当时齐国一样利济天下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。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，不崇尚武力，崇尚和平，讲究谐和万邦。所以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倡和谐世界的理念，这个理念是植根于中华圣贤道统。中国人自古以来讲「和为贵」，不像外国，外国强大了就想到打别人。鸦片战争怎麽来的？这些欧洲国家强大起来了，贪婪就膨胀，就要打中国、蹂躏中国，这是损人利己。你看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念头想打别人。明朝郑和下西洋，七次下西洋，给世界人民带什麽？带中国的茶叶，中国的陶瓷、丝绸这些特产，去送礼的，而且把农耕的技术、把文化传到了外国。所以当时东南亚那些国家深得中国之利。郑和当时的舰队不得了，是世界最强大的舰队，它要是想吞併其他国家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可是明朝当时没这麽做，因为这是老祖宗教诲的，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，讲究仁道、讲究以德化民，这是王道。怎麽能够以武力欺压别人？

 

所以，中国只要真正把传统文化、圣贤道统复兴起来，这正如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（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圣哲，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哲学家），他就讲，只有中国能够统一全世界。他说，这个世界要真正化解一切战争，只能是政治上统一，大家都是一个国家，就没有战争可打了。但是，谁有这个资格统一世界？他说只有中国。为什麽？他深懂得中国的历史。这种统一绝不是武力的统一，绝不是。用武力统一，我们看到前车之鑑了。德国法西斯想统一世界，用武力，最后失败了；日本法西斯想统一亚洲，最后也失败了。不行，这条路走不通。靠什麽统一？靠文化统一。所以有人说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。中国人靠什麽来领导世界？只是靠文化。你说靠政治、靠军事、靠经济，这都不行，这也没有历史的、前面的经验。自古至今，没有国家能够用政治、用军事、用经济能够长久统一世界，不可能。像罗马帝国那麽强大，不可一世，最后还是灭亡了。所以，能够统一世界的，只是推行和谐的文化，就像管仲辅助齐桓公那样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尊礼。因为礼是每个人的性德，讲礼，每个人都喜欢，世界各国都欢迎。所以汤恩比先生讲的，那真是真知灼见，把中国的文化复兴起来。中国文化是什麽？他讲得非常的具体，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必须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」，靠这个，用这个来领导全世界。这是以德来感化，绝不以武力，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威胁其他国家，为什麽？中国没有威胁别人国家的历史，文化也不是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。

 

所以管仲辅佐齐桓公，这个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启示。汤恩比先生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像中国春秋时代一样。春秋时代成功的例子就是管仲辅助齐桓公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。所以我们国家首先自己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。我们未必能够做到像管仲这样的功业，但是要有管仲的心，要有孔子那种心，从自己做起，自己成圣成贤。有机缘，这个世界众生有福，你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太平；这个世界要是没福，像孔子一样得不到重用，他有管仲之能，但是没有遇到齐桓公这样的明君，他得不到重用，他就教学。以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董仲舒建议，汉武帝于是独尊儒术，把儒家文化就尊奉起来了，于是中国至今都维持着大一统，基本上都是和谐安定的。即使是改朝换代，也就是乱几年，最多是几十年，之后很快就安定了，建国的这些帝王很快又用儒家的文化来教导百姓，重新恢复到大治。所以当时管仲之功，刘宝楠先生的评价就是说，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，中国的圣贤道统、文化没有被这些外国人、这些侵略者糟蹋，这是管仲之功。故圣人以仁许之，圣人是孔子，孔子称管仲是仁者，许是称许。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，这个以是认为，认为管仲的功绩比召忽的死更贤、更善，召忽只是殉节，管仲真正能够利益万民。

 

底下又说，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，我们有管仲的这个能耐、这种智慧、这种才能，那可以不死，可以辅佐新的国君安定天下。若无管仲之功，而背君事仇，贪生失义，没有管仲这样的一种能力，而背离自己的国君，事奉仇敌，这是贪生失义。这个存心，他是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，图个人的荣华富贵，那就失掉了道义。这种人我们现在讲的是汉奸，像汪精卫给日本人效劳去了，这就是汉奸，贪生失义。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，这个谅就是小信，召忽的死是守信，有信义，为他的主人而死，这就值得称叹，他把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。管仲跟召忽同为公子纠的臣子，管仲不死，为天下，当然更为贤德。可是，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（要有自知之明），而且那个国君又不是齐桓公，就不能这麽说了。这个因缘可不容易找，你看，那个主人也是一位贤君，很贤明的，齐桓公有这样的心量，「你管仲曾经想杀我，我都能不仅原谅你，还要重用你」，这样的心量，他能够称霸天下。管仲自己也确实自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，遇到这样好的缘分，就不能死了，应该为天下万民服务，这种机缘不容易得到。管仲当然有智慧，审时度势。假如他看到齐桓公不是这样一个心量很大的人，当然，齐桓公如果心量不大，也就不可能放过管仲，对吧？「你杀我，我肯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」，那管仲下场当然也就是死。即使遇到齐桓公，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帮助齐桓公、辅佐齐桓公，那自己就一死了之，像召忽那样，也不失为一位义士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都要仔细的去斟酌。

 

再下面一段，我们看蕅益大师的注解，「大丈夫生于世间，惟以救民为第一义」，这就讲得太具体落实了。为什麽管仲可以不死？以救民为第一义，不是贪生怕死，死也是为民，生也是为民。「小名小节，何足论也！」像管仲这样，他可能是被人讥嫌、毁谤，「你怎麽贪生怕死，还事奉你的仇敌？」这名节会受损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不看自己有什麽名节，但看能不能够为天下万民谋福祉，你看这存心。所以「天下后世受其赐，仁莫大焉」，这是最大的仁。「假使死节，不过忠耳」，像召忽那样死了，为他的主人殉节，主人死了，他也要死，这是忠，当然也很难得，我们都非常讚叹。但是，「安得为仁？」这不是仁。召忽没有到仁的境界，他只是忠，仁比忠更高。但是，忠是仁的一个基础。像夫子曾经说，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」。孔子自己讲，十户人家里头一定能找到一个跟我一样忠信的人，忠信是道德的根基。但是这个人不如孔子好学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忠人，忠信之人，成不了一个仁人，也就是成不了圣人，原因是他不好学。换句话说，有了忠信，未必能得仁；而倒过来，有了仁，他必定是忠信之人。这个忠就不是小忠，信也不是小信，是大忠大信。大忠是什麽？忠于全天下之人民，为他们服务，这是忠，而不是只为一个主人服务而已。召忽只是为公子纠服务，小忠；管仲为天下人服务，大忠。召忽殉节，是小信；管仲没有为自己的主上去殉节，好像失信了，但他这是大信。大信以什麽为标准？以义为标准。有了义，这个小信有时候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不守，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孔子发了誓，最后可以不守信。原因是什麽？为了人民，都不是为自己，这才符合仁。底下蕅益大师又再评论说，「况又不必死者耶」。当时管仲不必要死，他一样能够实现为民谋福祉的理想。「当知召忽之死，特匹夫匹妇之谅而已矣」，孔子讲的匹夫匹妇是普通人、一般凡人，谅是小信、小忠，召忽只能归到这一类人。所以召忽之死，只是匹夫匹妇之谅而已。当然，这种人也是忠义之人了，它不是贬义，能做到这种人，道德也是相当有水准，但是他的格局不高。

 

底下又引两个人的例子，「王珪、魏征，亦与管仲，同是个人」。王珪、魏征都是在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，李渊称帝，当时的太子叫李建成，王珪和魏征都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。后来，李渊的几个儿子互相争夺王位，当时李建成，还有李世民（就是后来的唐太宗），还有一个齐王李元吉，三方势力都非常的大，互相在那里斗争。王珪当时辅佐李建成。结果李世民很有计谋、很有谋略，制造了一个玄武门事变，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，就把太子杀了，也把齐王李元吉给杀了。结果李渊就让位于李世民，就称为唐太宗，李世民就尊李渊为太上皇。李世民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，看到王珪还有魏征都是贤才，于是就礼贤下士，不计前嫌，请他们来做官。王珪和魏征当时都曾经出谋划策帮助李建成打倒李世民，等于是李世民的仇家，但是唐太宗心量很大，他可以说相当于齐桓公这样的一种人。王珪和魏征相当于管仲，看到唐太宗确实是一个大心量、大智慧的国主，于是也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，为唐太宗来服务，最后帮助唐太宗实现了贞观之治。

 

我们知道魏征，那是唐太宗的一个有名的谏臣，劝谏唐太宗，不留情面，犯颜直谏。有时候唐太宗很生气，魏征都据理力争，反正魏征不怕死，他知道，如果唐太宗这个人不能听劝谏，自己死了就死了。他原来为自己的主人李建成，李建成被杀，按道理他早就应该死、他应该殉节，所以他不怕死，他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因此对唐太宗是敢于犯颜直谏。难得唐太宗是一个受谏的人，他有福，能受谏就有福。有福的国君来领导这个国家，这国家人民有福。你看王珪和魏征都是这样，他们都是唐太宗的谏臣，这是良臣得遇明君，这种因缘也是很难得。所以他们不死，这个反而是大节，不是小节，不是匹夫匹妇之小谅，可见得他们的存心都是为万民。现在我们老恩师得到了一部《群书治要》，这本书当时就是魏征领头带领大臣们编辑的，专门给唐太宗看的。唐太宗是十六岁领兵打仗，毕竟是读书读得少一些，他当了皇上以后就想到多读点书，知道中国文化里面有好东西，这里头有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这些重要的道理？他想学习。这是一位很有作为的、很有见识的明君。所以魏征于是就编辑了一套，就把中国古圣先贤经典里面有关于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教诲收录起来，就叫《群书治要》，给唐太宗看。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反而失传了，被日本人请回他们那里，在中国反而失传，日本人保留着。结果到近代才从日本又传回中国，我们师父一看，这是好东西，准备在台湾印个三千套，做为我们学儒，特别是学怎麽做个领导人，不管你是将来想做国家领导人，还是企业的领导人，反正领导怎麽当，学问都在这里，看了这部书，等于看了几十部经典。所以，王珪、魏征跟管仲是同样的一种仁人志士。

 

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底下蕅益大师又说，「若夫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，本非圣贤之谈，正是匹妇之谅」。若夫就是至于，说忠臣不事二君、烈女不更二夫这样的说法，一个臣子是忠臣就不能够易主，只能够事奉一个君主，这实际上不是圣贤之谈，圣贤人没有这样教。孔子讚叹管仲，管仲是事二君，但是他这个忠是大忠、大义、大信，这是仁。在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例子，就是方孝孺，明成祖朱棣叛乱，自己当了皇上，就让方孝孺写诏令，诏告天下，等于是帮自己正名，自己当国君。方孝孺当时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学者，也是明朝的重臣。方孝孺破口大骂，说你是燕贼，因为朱棣是燕王，燕贼作乱。朱棣很生气，结果灭了方孝孺十族，不是九族，十族！方孝孺当然也是难得的忠臣，忠臣不事二君。可是明成祖朱棣确实比前一位的皇帝相对来说要贤明一些，后来明成祖确实也很有作为。我们试想，假如方孝孺当时不死，能够辅佐明成祖，那他可以做帝王之师，就像魏征事奉唐太宗一样，唐太宗把魏征视若自己的老师，那可能明朝的人民会有更大的福报。所以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说法并不是圣贤人说的。真正忠臣，不管事什麽君，都要以民为重、以民为本。当然，说这个话我们也不是提倡随随便便事二君，不断的更换自己的主人。如果是有一丝毫的私心，为了图自己的私利，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那就是不忠不义。人家管仲是一丝毫都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像王珪、魏征，都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对唐太宗都不客气的，直言相劝，他能够死都不怕，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忠臣。那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，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和才华，又遇不上像齐桓公那样的明主，那真的你能够殉节，也不失为一个忠臣。当然，这些事情只是可遇不可求。

 

还有烈女不更二夫，这是讲女子。女子在古代就没有像男子那样接受这麽多的圣贤教育，所以她的才华、她治国安邦的能力当然就不可能像男子那麽好，毕竟她没受这种教育。另外，女子的情感、天生的情执比男子要重一些，治国、平天下这个事情可不能讲感情，只能用理智，你稍有点感情（感情是有私心在里头），那你就出大问题。你看历史上，真正女皇也只出了个武则天，慈禧太后都不行，慈禧太后是祸国殃民。所以女子因为受教育比较少，她的见地就不高，相对来讲。这样就不能够以圣贤的标准去过高要求女子了，所以对一般来讲，就是要求烈女不更二夫，这样让人心安定。大家看了这句话，「烈女不更二夫，本非圣贤之谈。好，那可以随便离婚，可以搞外遇了」，这就完全错了！这是什麽？她不更二夫，她是个烈女，是有贞德的女子，只是她没有成圣贤而已。大家可听明白了，如果是随随便便更二夫，不仅做不了圣贤，烈女都不是，正人君子都不是，那就变成淫乱之女，就圣人所不齿了。所以这里讲到本非圣贤之谈，正是匹妇之谅。这个匹妇是普通女子，还是有德行的、基本人伦道德的人。像现在这种搞外遇的、乱搞男女关係的，连匹妇都称不上，所以现在这个世道又远不如古时候。我们现在得讲一个基本的做人道德，把人做好了，才能谈到做圣人。管仲是做贤人，孔子是圣人，那种人都是非常少的，所谓「流俗众，仁者希」，像这种仁人志士特别少。可是有那麽一、二个，又遇到明主，这个世界就会因他得到安定和谐，这都可遇不可求，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，我们首先得做一个忠信、有德之人。

 

底下，「故《易辞》曰」，这《易辞》是孔子注《周易》的一个注解，它里头有像《系辞传》，这是《周易》的注解。「辞」是注解卦的，像《象辞》、《彖辞》这都是注解卦的；「传」是注解辞的。《易辞》里头有一个话就说，「恒其德，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」，这个话是在《易经》上，出自于恒卦。这个恒卦，每一卦有六爻，有个爻的爻辞就是「恒其德，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」。这个意思是什麽？蕅益大师专门对《易经》也有过注解，《易经》也是儒家十三经之一。这个恒其德就是有恒，有恒是已经很难得，但是还未必是尽善尽美。光是有恒，就是你能持之以恒、从一而终，未必能够成为圣人。圣人绝不只此而已，他高过这个境界。所以夫子讲，「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」，善人我见不到，我看见一个有恒心的人，已经难得了。这个话很明显，善人比有恒心的人要高。

 

贞就是贞德，贞的德行，就是从一而终，特别是举妇人。一般讲贞都讲女子，女子能够从一而终，这个就是贞德，这就是有恒了。从一而终，这种德不能叫圣德，只能是做人基本道德，所谓夫唱妇随。俗语讲的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」，从一而终，女子跟着先生，三从四德，跟着先生，夫唱妇随。所以对妇人来讲，恒其德，贞，这就吉祥，是对女子来讲；如果不恒其德，不贞，对妇人就不吉，就凶了。所以，要求妇人的德行就跟要求男子是不一样的。对妇人而言，这是吉祥，可是对夫子，就是对男子而言，这就是凶，为什麽？如果你只讲一个恒，没有提到大忠大义的高度，那就变成愚忠，这样反而不一定能够利益万民，所以这叫凶。所以这个卦的爻辞正好解释召忽，公子纠的臣子召忽，他是恒其德、是贞，没错，可是他凶，他最后是自杀死的，你给他算卦，就算出凶。管仲就超越这个了。「大丈夫幸思之」，这是蕅益大师对大丈夫讲的。大丈夫是谁？立志做圣贤的人，立志为国家、为天下做出一番事业，能够实现和谐世界理想的人。这个德行就要超过恒德，比有恒更要讲求了，讲求圣德。当然，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愿心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。孟子讲的，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，即使是女子，能不能成为圣人，能不能超过「恒其德，贞」这样的一个境界？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也非常非常少有。我举历史上一个故事，大家能看出来。

 

在三国时代，最有名的貂蝉，她的德行就超过了恒其德，超过了贞德，她可以说是女中大丈夫。她是什麽？她事二夫。当时，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可一世，汉献帝被他给要挟着，他等于自己发号施令于天下，大奸臣。而且他这个人为人狠戾、暴虐，人民百姓在他统治下是民不聊生，可以说他比曹操更坏，曹操是他以后的事。当时大家都很想干掉董卓，董卓势力很大，谁都动不了他，再加上他手下有吕布这一员骁将。吕布当时是三国时代最勇勐的，他们俩结为父子，狼狈为奸，谁敢动他们？结果当时朝中的一个臣子王允想了一个美人连环计，培养他家里的丫鬟貂蝉，认她做义女，然后施展这个连环计。对吕布，就把貂蝉许配给吕布。然后又请董卓来他家里喝酒，又让董卓看到貂蝉，喜欢上了，又让貂蝉跟着董卓。结果吕布因此就很生气。有一次还在御花园去偷偷的会见貂蝉，貂蝉又装模作样的说，「自己本来想跟着你走，结果被董卓这个老贼霸佔了，痛不欲生」，让吕布心里产生怒火。最后，吕布就亲手把他的义父董卓给杀掉，也等于为民除害了。王允就是用这种计，那也是貂蝉有这种深明大义。后来，吕布杀了董卓，就把貂蝉霸佔过来。当然，吕布也好景不长，因为他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私欲，见利忘义这种人。所以后来曹操把他拿下，就把吕布给杀了。像貂蝉这种人，可以说她比烈女的德行又高一重，她是以国家、万民为重，可以牺牲自己，这种人是女中丈夫。但是，这是真正做牺牲。在德行上讲，能够为了贞把身命都舍去的，这只能是贞，这已经很可贵了。但是，为了道义、为了万民，把贞都能舍去的，这个人就是大丈夫。

 

这都是从这些评论当中，我们去了解圣人是怎麽样的一个想法，我们该怎麽样的学习。从基础学起，一步步来，先做个有恒者，把德行扎好根了，最后把自己一切放下，为了万民，做出任何的牺牲都可以，这就是圣人。

 

     本文摘录自《细讲伦语》钟茂森博士讲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