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的解释里面说，「器者，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，体无不具，故用无不周，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」。这个器的意思，就像用的这些器皿。这些器皿、器具，一个器具只能用一个用途，不能够多用，所以他这里讲，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，所谓一器一用，它不能够互相融通。譬如说，饭碗就不能当作饭锅，饭碗是盛饭的，饭锅是煮饭的，饭锅也不能当饭碗，所以这个器具只有特定的用途，不能相通。这里夫子用器来做比喻，说『君子不器』，就是君子不会像器具那样只能有一种用途。「成德之士」就是君子，君子已经成就了他的德行学问，他能够「体无不具，故用无不周」，也就是他证得体了。究竟的来讲，就是刚才我们用蕅益大师的话来说的，他已经证得自性，「圆解开发，得陀罗尼」，他能够证得不变之体，这就是心性。这个具就是圆满，证得心性已经圆满，所以他的用，这讲用途、作用，周遍法界，遍一切处，在任何的条件下、任何的环境中，都能够有妙用。这就是刚才讲到的，不变随缘，证得不变之体，就有随缘的妙用，他就不是只有一才一艺（只有一种才华，一种技艺），他的才华、技艺无有穷尽。这些才华、技艺全是性德流露，证得自性之体，这些性德圆满现前，叫大用无方。

 

我们看雪公老人的《讲要》，有一段话非常好，他说「君子不器者，君子之学，不像器具那样限于一种功用。而是有大事时，即作大事，有小事时，即作小事。凡有利于大众之事，皆可为之。无论大小事，皆是尽心尽力而为。是以君子求学，不以一器自限，而须博学多闻。虽然博学多闻，犹不以器自许，而志于形器以上的道。有道便是君子儒」。这段话讲得好，我们想也是雪公自己力行圣道的心得，如果不是真力行，讲不出来。雪公老人李炳老（李炳南老先生），我们恩师的老师，他做到了君子不器。你看他学儒，通儒；学佛，通佛；学诗，他诗写得特别好；毛笔字，书法相当有功力；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医，医术很高明，真是样样都通。你不能说他是学儒的，也不能单说他是学佛的，也不能单说他是中医，也不能单说他是诗人，你不能够用一种功用来说明他，所以他不是一个器具那样只有一种功用。做什麽都通，都做到最优秀，这是君子真实学问，有大事来的时候，他就能做大事。他在过去建立了台中莲社，教化学佛弟子，他办了大专佛学讲座；自己又是大学的教授，讲课；又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祕书。奉祀官府是国家定的弘扬儒学的一个机构，是孔夫子的第七十七代传人孔德成先生，当时他来做这个领导，李炳老是主任祕书。同时他又办了慈善医院、办幼儿园，办了很多的事情，这都是大事，他大事做得好。培养讲经说法的人才，儒学的、佛学的，人才济济，我们的恩师就是他的高足，还有徐醒民老师、周家麟老师，这是儒门的大德，都出自于他门下。

 

做小事时，他就把小事也做得很好。我曾经到台中参拜过他老人家过去的住处，那里有一个纪念馆，在台中莲社，展览了他生前用过的遗物，发现他的那些内衣、袜子都打了很多补丁，那些补丁都补得特别好，穿在里面，外面看不出来。我们能想像出来，他当时多麽的节俭，真是惜福！自己补，补一个袜子都补得方方正正，做得非常好，做小事也做得优秀。凡是有利于大众的事情他都做，印经典、教课、弘法、为人看病，这些都是有利于大众的，他皆可为之，而且样样都精通。所以他当时是非常忙，一生把自己贡献出来，真是但愿众生皆离苦，不求自己得安乐。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，日中一食。他住的小房间，我也去瞻仰过，要上一段楼梯，很小的一个空间（在台中莲社里面），只有一张床、一个书桌、一个椅子、一盏台灯，非常简单的生活。他有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话讲（这是用蜡烛来自喻，过去点灯是用蜡烛），「但能光照远，不惜自焚身」。一生都把自己奉献给圣贤教育的事业，奉献给社会、奉献给众生，像蜡烛一样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所以无论大小事，都是尽心尽力而为，这个尽心尽力源自他诚敬的心，所以做每件事都是一丝不苟，这是真君子，他的学问是真学问，君子不器！所以君子求学，不能以一器自限，不能够只追求做一种用途，把自己限制在这里面。

 

我们现在想到，现今的高等教育培养的是什麽人？培养的是器。我过去在大学里教书，在美国大学教了四年，在澳洲大学教了四年，在中国、在台湾大学我们都有任职，现在我退休了。过去的这些教学经历，就让我能深刻感到，现代的大学教育是什麽教育？只培养人一种用途，它是一个技术、知识的传习所。这个大学跟四书里讲的「大学」完全是两码事，四书的「大学」是讲什麽？大人之学、圣人之学，是君子实学，培养出来的是君子、是圣贤，所以他君子不器，他做什麽都能通，做什麽都能优秀。像古代考科举都是什麽？考你四书五经读通了没有。过去读书人没有学那麽多学科，什麽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，没有这麽多分科，就学一个文科，文史，以四书为最主要的教材，科举的考试也是围绕四书，宋代以后都是围绕四书为题材。考上举人、考上进士的人，他出来就能做官，做官样样都得懂，这是百姓父母官，他什麽都得会。像过去考上进士的人，进士是以前的最高学位了。学位，过去有秀才、有举人、有进士，秀才不能算功名，进士和举人才算功名。过去古人弱冠及第的很多，弱冠是不到二十岁，还没有行冠礼，就是还没成人就考上进士，进士叫及第。他考上进士，朝廷给他一个官职，让他到一个地方去治理，他就能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为什麽？他开智慧了，他所学的是实学，所以他做什麽像什麽。不像现在，读到博士学位，一般读到博士，平均年龄我看也有三十岁，出来，你给他一个官职去做，我看未必能治理得很好。他只有一个专业的，譬如说，他学数学，他就光懂数学，他其他不懂；读化学的，他就专搞化学；学医学的，他就懂这科，这科确实很专，但是他没通透，为什麽没通透？他没有入心性，他所求的是知识、技术。

 

所以现在的大学真的，说它只培养器的人才，这个不为过；不是培养君子的人才，君子是不器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，真正要成就君子，君子要有很高的德行，这是根，才艺那些是枝叶花果。就像一棵树，它有强壮的根，根扎得深，它长出来的树结的花果就漂亮、枝叶就繁茂，而且它的生命力极强。如果我们现在只追求那些枝叶花果，就好像什麽？没有根的瓶中花，它只能够是给人观赏，而且它不耐久。所以雪公老人讲，「君子求学，不以一器自限」，他不限制自己是搞一科的，而能够博学多闻，博学多闻也一定是他有深厚的德行根基；他博学多闻，才艺非常广泛，但是他又不以器自许。譬如说李炳老，你不能说他是诗人，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国学大师，也不能说他是一个老中医，或者是大学教授，讲一个名号就把他限制住了，他不止这些；他自己也不会以此自许，他是志于形器之上的道，他的志向在道，道是形而上。讲到器，这是形而下，有形的；大道是无形，他志在道，这个道体得到了，它的相用是无边的。所以中国传统的学问，讲的是这样通往心性的学问，这是实学，所以培养的人是有道君子，这称为君子儒。

 

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，「女（汝）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」，就是你要做君子儒，不要做小人儒，小人儒就是他也学儒，可是他变成一个器了。比方说，他只能够通过学儒变成一个学者，其他都不会了，你叫他治国，他不懂；你叫他经营企业，他也不懂，小人儒。君子儒是什麽？就是这里讲的不器，样样都通，这是孔子希望我们学君子儒。学君子儒，要成为君子，「君子先慎乎德」，《大学》里讲的，先得从德行下手。《论语》里面论君子的篇章非常多，告诉我们怎麽成为君子，包括这一章也是如此，学了一定要去落实。这里「君子不器」是教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固定下来，要有好学的心，要博学。博学，首先在此之前，一定要有专精，一门深入，长时薰修，有这个过程才能通达到心性，你才能开智慧，智慧一开就能博学了。所以没开智慧之前，不能够博学，因为什麽？学得太广泛心就乱了，这一乱，学得就不深刻，学得就肤浅，所知就有限，不能够通达心性；而且在里头很容易生傲慢心，诚敬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先从专一下手，《三字经》里讲的「教之道，贵以专」，先要专，然后才能博。

 

学贵力行，一定要力行才叫做真实学问，这个力行就是大事、小事都尽心尽力而为。当然先得从小事做起，小事都做不好，做大事更不可能做好。哪些是小事？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，先从这做，「入则孝」，「父母呼，应勿缓」，这是小事；「父母命，行勿懒」，这是小事；「亲有疾，药先尝，昼夜侍，不离床」，这是小事。你要在这些小事上尽心尽力的去做，诚敬心养成了；用诚敬心去做大事，大事必定做得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哪有小大之分？小大是你的分别执着而已，心是同一个，就是诚敬。遇大事就做大事，遇小事就做小事，他心中没有大小之分，在他心中统统都是大事，就是没有分别执着了。所以小事、大事都能做好，这是一心去做事，这一心是什麽？诚敬心。如果说做大事才诚敬，做小事马马虎虎就行了，那叫二心，不叫一心，也不能叫诚敬。

 

譬如刚才我们举到的，「亲有疾，药先尝，昼夜侍，不离床」，汉文帝就做到了。汉文帝生性纯孝，他是刘邦的儿子，汉高祖刘邦的儿子，他不是正室所生，所以他本来不是太子。但是，因为他孝养母亲尽心尽力，这种孝德令大家都很感佩，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也被推翻了，吕氏家族被推翻之后，结果大臣们想来想去就想到汉文帝，就把他请出来，把他接到皇宫里让他继位，这是他的德行招感。我们知道，他当了皇帝，对他的母亲孝心没有丝毫改变，还是纯孝。他母亲是薄太后（他做了皇帝，当然先把母亲立作太后），结果有一次薄太后生病，一病就三年不起，汉文帝天天在床前侍候，煎的药自己先尝一尝，是冷了、烫了、苦不苦、有没有到火候，适宜了再给他母亲喝，真正在床前衣不解带，随时听候母亲的呼唤。

 

三年不容易，薄太后看到儿子一天天消瘦，于心不忍，跟他讲，「宫廷里这麽多人服侍我，你就不用亲自来了」。结果汉文帝跪在母亲面前说，「孩儿如果现在不能够好好的奉养妳，就怕将来没有机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」。你看看，这样孝顺他的母亲，这种孝德感动了朝野，百官没有不敬服的。这就是「有德此有人」，他真正有这样的德行，大家都能归顺他，大家也能效法他孝敬父母。孝心产生了之后，他为国家朝廷服务，他就有忠心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。所以他以孝治天下，不用很费力气，自己行得正，「己身正，不令而从」，大家都服，都会尽心尽力的为这位帝王服务。

 

汉文帝继位的时候，当时国家财力严重不足，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，当时的局面是所谓「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」，一个农民在耕作，十个人都吃他的，这是什麽？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，社会风气非常不好。社会矛盾很深，怎麽样来发展经济？这是摆在汉文帝面前的难题。汉文帝当时以「安民为本」，他採纳贾谊的治国方针，安民为本，就是让民众得到安宁。当然首先得身安，然后才能心安，所以汉文帝採取了多种的治国措施。当时减赋税，他把田税（农民耕田都得缴税）减了一半，使农民的压力大大减轻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另外减轻徭役，原来是壮年男子每年都要服役，服徭役，结果汉文帝改为每三年服役一次，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独一无二的。另外，鼓励开发矿产资源、渔盐的资源，促进副业生产，促进商贸。自己躬修节俭，他把自己的生活用度降到最低程度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他的车骑服御，这些物质没有增添过；而且下诏，禁止郡国（就是那些附属国）贡献那些奇珍异宝；他平时只穿戴粗糙的衣服，给自己预修的陵墓也非常简单，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，文帝是难得的一生注重简朴的皇帝。

 

你看，他以孝心能够安亲，就能以孝心安民，这就是以孝治天下。用的心就是一个心，如何对母亲，他就如何对百姓，这就是《孝经》里讲的，「爱敬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」。他对母亲那种爱和敬的心养成了，用同样的心对万民；自己有崇高的道德，教化百姓，教化重在身教，其次才是言教；刑于四海，就是为四海万民做一个模型典范，大家都效彷他，也孝敬父母，这社会就和谐了。正所谓「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」，人民百姓，你希望他能相亲相爱，和谐社会，怎麽做？教民以孝，这是叫无为而治。

 

夫子讲的「为政以德」，用德来修身，从而带动整个国家都修德行孝，天下大治。所以当时，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治世，汉朝的「文景之治」，文是文帝，景是景帝（景帝是下一个皇帝），这是汉文帝的功业。你看，君子不器，做大事、做小事都做得好，做小事，「亲有疾，药先尝」，小事谁都会做，尝药谁不会做？但是汉文帝是尽心尽力的来做，他是发自真诚的孝心，这件小事他做得好，做得圆满；用同样的心做大事，也是圆满，做大事是治国，平天下。所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大学之道，所谓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一，不是四桩事情，是一桩事情，是四而一，一而四，你身修好了，家也齐了、国也治了、天下也太平了。因此君子之学，它是通心性的学问。君子只是修身而已，身修圆满，家、国、天下都和谐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和谐世界，从哪做起？从我做起，君子之学，但反求诸己。他自己身修好了，这是不器，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才艺，这个才艺哪来的？都是从德而生成的。

 

蕅益大师的注解说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干坤太极，皆器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无非器也。况瑚琏、斗筲，而非器哉。李卓吾云：下学而上达，便是不器。此言得之」。蕅益大师说，形而上的叫道，大道无形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所以它说不出、看不见、摸不着，甚至你想都想不到，它超乎我们的眼见、耳闻，超乎言语、超乎思想，叫形而上。君子所求的是道，道得到了，自然德具足。道德，德有相，我们举出种种的德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都是德，都是道的形象化。

 

讲到用，大用无方，用无不周，所以君子不器。这个器讲形而下，有形的东西，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这个器，实际上德以下都叫器，因为它有相，有特定的用途，乃至「干坤太极」，就是讲大的方面，都是讲器。干坤就是讲宇宙，干坤是有相，它是物质；太极，这讲到宇宙的缘起、起源，科学家，现在天文学家讲，宇宙是大爆炸而来，大爆炸之前是一个原点，这个原点非常非常淼小，他说它的直径是十的负三十二次方釐米，这太小了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拔头上一根头发，假如头发的直径是零点零一毫米，最细的，这个宇宙最初的原点，能在这个头发直径上排列几个？有一百万亿亿亿个（三个亿），这麽多个原点。你就想想，这宇宙最初的状态多麽微细，这是太极，瞬间爆炸，逐步形成现前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。中国古人讲的「盘古开天辟地」，这都是讲宇宙的缘起，这是讲的传说。盘古开天辟地，大概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大爆炸。这些东西都属于形而下，所以都是器、都是相，因为它还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、思惟到的、说得出来的，这些都称为器，这是非常广泛的。不仅是眼前所见所闻的叫器，乃至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」，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他有见；刚才讲的是有相，相是器。有见，见是你的观念，观念还是器，「无非器也」。见仁见智都是你的观念，不同人就有不同的观念，观念是讲的见。真正的道是离相离见的，不可以用语言说，不可以用思惟去想，叫离言绝虑，离开你的言语，绝断、断掉你的思虑，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」，非得到不起心、不动念的时候，才有见道的机会。所以蕅益大师给我们讲的这个器就太广太广了，君子不器，这个意思就太深了。换句话说，非得到离言绝虑，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的那个时刻，才能够离开任何所有的器，就是离相、离见。《金刚经》里讲的离我相、离人相、离众生相、离寿者相，这是讲离相。《金刚经》上半部讲的教你离相，离相之后还有见，见也得离，离我见、离人见、离众生见、离寿者见，你才能大彻大悟，证得道了，道即是法身、法性。所以君子不器，这个理论境界太深太广了，如果不是蕅益大师给我们这样的解释，我们真的把它看浅了。

 

连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」的见都属于器，下面讲的「况瑚琏、斗筲（音稍），而非器哉」，那些更不用说了，肯定都是器。瑚琏是出自于《论语》，有一天子贡向孔老夫子问，「赐也何如？」就是他问老师，我是什麽样的人？「子曰：女器也」，你就是个器，换句话说，子贡连君子的标准还没达到，这是在孔子眼中，君子不器，你是个器。子贡听了可能有点不服，「何器也？」我是什麽器？「曰：瑚琏也」，夫子告诉他，你是瑚琏。什麽是瑚琏？瑚琏是过去在宗庙里祭祀的时候，盛那些粮食的器皿。祭祀用的器皿是很洁净、很贵重的，这也是孔子给他说真话，虽然你是器，可是你也是很贵重的器，就是你的用也是很高的，很有作用的。子贡确实是这样的人，子贡是孔门四科里言语最好的，我们讲他是外交家，辩才无碍，能够说动于诸侯停止战争，可是在孔子眼里还是个器。你看，圣人的标准多麽高。为什麽他是器？他没证得道，还是形而下，这是讲瑚琏。

 

斗筲，讲这个器就比较浅陋了。也是子贡问，什麽叫做士人？这个士，孔子给他讲，「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」，这样的人才称为士，标准很高。子贡就问，再其次是什麽样子的？孔子说「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」，这个人很孝悌，大家都称讚他，这也称为士。子贡觉得这个可能也挺难做到，「敢问其次」，再往下一等呢？孔子说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（音铿）然，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」，这个人很诚信，行为很果决，但是他的心量不够大，还是属于小人。「小人」不是个贬义词，就是心量狭小，大概他只想到一身、一家，乃至一国，心量都是小；心怀天下，心装着万世，这才叫大人，这个也能称为士人。子贡问，现在从政者又是什麽样的人？孔子说，唉，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」，这种人谈不上。斗筲是什麽？这都是容器，你要用斗来装东西称量，容量很小的这种器皿；筲也是容量很少，这是什麽？器识浅陋的人。「何足算也」，谈不上，孔子对当时的那些士大夫、那些朝廷的官员看不上。所以这种器是什麽？斗筲之器，小器量。所以，统统都是器，唯有证得道，才叫做不器。

 

蕅益大师引用李卓吾的话，李卓吾是明代着名的思想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，他号温陵居士，是居士。李卓吾说，「下学而上达，便是不器」，就是我们求学，当然先从基础学起，从形而下的学起。因为形而上的很难下手，你无从下手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你怎麽下手？只有上上根人能下手。像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「离幻即觉」，你立刻就觉悟，立刻就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证道了，那可以，那是上上根人。但是一般人先学下学，从形而下入手，从这个门入；但是锲而不舍，一直通到上面，证得自性，叫上达，那才叫不器。蕅益大师讲「此言得之」，说李卓吾真正明白君子不器是什麽意思了。可见得，圣学其深无底、其广无边，我们不可以得少为足，要锲而不舍，直至证得自性，才叫圆满。下手处就是下学，我们要从学《弟子规》开始，最好的入手处，学《弟子规》学通了，也能通到自性，叫下学上达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本文摘录自《细讲论语》钟茂森博士讲述